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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名晖:中国如何诠释当前“一带一路”的境遇

来源:大国策智库   作者:汤名晖   2018-08-06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饱受争议,虽然与沿途国家的合作略见成效,但由于显著不同的文明价值而产生的理解偏差,导致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存有误解,将其视为中国翻转当前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手段。本文旨在分析西方国家历史上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结合,以及当前兴起的西方巧实力与中国锐实力之说,来诠释目前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境遇,并结合中国古代儒家学说及道家兵法,提出具体解决方案,以本身的文化与文明开展与沿途国家的关系,使媒体妥善彰显中国文化与文明。


2018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不同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2015-2017年间中国与处于全球各国家级地区也都有着不同层面的关系进展。其中,最具关键战略高度的举措是在2017年的达沃斯论坛取得“全球化”的发言权,一时之间宛如重建秩序的超级强权之姿,“一带一路”也广受沿途国家的讨论与接受。一时之间各种以“丝路”为符号的“一带一路”架构广受讨论:“极地丝路”、“互联网丝路”,以及“太空丝路”纷纷出台,在“丝路”符号作为拟象(Simulacre)的“一带一路”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诠释性,并赋予当代国际政治与秩序所需的文化内涵与价值,“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在地化发展的议题似乎一片大好。 

然而,近期有些“一带一路”沿途国家表达不同以往的要求和态度,特别是在东西方文明价值的交流与互鉴过程中无法推进共同的视域。由于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近现代国家发展与国际关系体系的历程,以及存有论上根本性的殊异,面对着西方现今以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标榜的早期工业化国家,有着显著不同的文明价值和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使得“一带一路”沿途各国和西方已开发国家对于“一带一路”背后的现象本质和深层文化含义产生疑虑。

另一方面,对于如何以西方人能理解方式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目前仍缺能被西方语境理解的诠释方式,例如:可尝试阐释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如何探讨国际共同开发中国,作为国际共同开发“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理念型,特别是其上承王道精神的思维,如何与西方先哲们,如康德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对话,才能逐渐消解不同文明之间理解的落差。

西方的另一层怀疑在于: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是为翻转当前以西方文明价值为国际秩序基础的秩序。当前的中国学界,如赵汀阳和秦亚青等学者尝试从本体论探讨中国历史上曾有的“天下体系”,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诠释学和现象学的途径探讨东西方文化在面对各自的境遇时是如何诠释实力的本质。不管实力本身是物质性的,还是跟数学一样高度抽象性的,必须透过一连串的现象“还原”,亦即描述意识的本质特征,理解行为者先验性的意向,避免陷入相对主义式的经验认知,才能从不同文明的本质中理解行为者如何应对体系或秩序的变动。


一、西方历史传统的硬实力


从国际关系学科最为强调军事和准军事能力的攻势现实主义来看,“硬实力”是西方历史性的产物,是国家为在冲突中求生存的极端,国家透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尽可能的发展本身的权力以追求安全。从“大国之间终需一战”的命题到“修昔底得陷阱”来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是攸关生死存亡的零和赛局,彼此是以军事暴力作为政治的手段。这是由于西方国家自希罗多德的“历史”以来,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波希战争、布匿克战争到三十年战争等冲突中,硬实力先行是霸权国家生存的历史经验,所归结成现在“战争论”等著作体现的是军事力量先行,以国家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基础发动大规模战争,或是以强大的海权操作地缘政治,例如:离岸平衡和大博奕。

因此,在西方历史上的霸权国家无不追求硬实力的极大化,凭借军事与经济力量强迫或诱使其他行为者来为其执行所规划的行动目标。硬实力运用包括强制性的外交,战争和联盟使用威胁和武力,或是运用经济实力进行制裁或干预的手段,改变行为者的状态或国际秩序,或是实现威慑等目的。虽然,现今科技文明的核威慑形成的“相互毁灭保证”一定程度地抑止大规模冲突的发生,但霸权国家之间本质上仍未能放弃传统武力的对抗与竞争,本质上仍属于直接战略的范畴。直接路线的军事力量干预仍为大国体现国力强弱的主要特征;核武与信息战等其他高科技能力,则以间接路线实践军事力量所预达成的目标。

西方国家经过早期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历程而高度发展和偏好于使用硬实力,由于与不同文明的行为者之间相比,西方已开发国家积累厚实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源,得以凭此发展文明秩序所需的各项科技或哲学作为论述底层的能力。因此奠定西方霸权国家与其背后的军工产业复合体所需的有组织军事力量,并凭此获取规模性的资金与资源,循环提升本身的关键性竞争部位,使其作为近现代世界的文明核心地区,更可回馈资本市场有力的议题和动能。特别是超级霸权更能有极大的生产能力和资源可运用硬实力,能在短时间内发动具有优势的战略资源和充分的行动自由达成目标。


二、从西方历史中重新发掘的软实力


国际关系自由主义学派大师奈伊(Joseph S. Nye) 提出的软实力是源于国家如何运作国际制度与议题设定的能力,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相对于以军事力量为主的硬实力,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层面:“文化(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价值观(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及外交政策(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并且要能使他国自发主动地去追求以上三种层面,并且采取肯定的态度。

在西方历史上使用软实力的极盛期是罗马治世(Pax Romana),除了仰赖罗马军团高度的战斗力席卷地中海地区,罗马更将承袭自希腊的文化与文明传统发扬光大,使北方的高卢和日耳曼人追求穿着罗马式的长袍,以说拉丁语为文明的象征,并且在政治和军事制度上采纳罗马的长处,并且以采纳罗马法作为秩序的论述基础,以“罗马人的国王”作为世俗统治的最高地位。后世的不列颠在建立日不落殖民帝国时,也将不列颠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带到各殖民地。英语不只是全球普遍的第二外语,苏格兰威士忌还是全球性烈酒的顶级标竿,全球各地纷纷仿造具备泥煤口感的威士忌。英国皇室授予的爵位对于全球富豪有相当的吸引力,甚至影响马来西亚建立类似英国的勋位制度授予国内子民,这些都是英国以经济和文化作为软实力工具的成功故事。

更进一步还原软实力的现象本质,美国从二次大战结束后至今,持续运用发达的工业实力和资本源源不绝地产出各类文化工业产品,向世界其他区域输出“伪需求”,甚至使同为西方文明的欧洲感到危机和厌恶,法兰克福学派便对于这种虚假的文明辩证提出批判。这样的操作模式甚至受到美国地缘政治大师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ński)的公开认同,他提出以低俗的娱乐麻痹全球80%被“边缘化”的人(特别是开发中国家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赤裸裸的呈现在美国如何运用文化工业作为软实力的一环击败前华沙集团,更以此建立其超级霸权地位所需的文明与秩序的诠释权。

对于霸权国家而言,若处于的是两极体系或是自身的行动自由稍弱的状态,软实力便是一种考虑本身国力后最佳的理性选择。霸权国家采取这种间接战略可回避或缓减高昂的成本和妥善管理风险,虽然花费较长的时间,但仍能完成战略目的。


三、作为软实力变体的巧实力


巧实力亦由美国学者奈伊提出,他承续自己提出的软实力论述,并反省美国过度使用硬实力的现况,检讨小布什政府时期好战且单边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因此提出巧实力的概念。巧实力也属于自由主义的范畴,提倡善用国际组织的和平或多边解决争端机制,要求更为细腻灵活的操作软实力和硬实力,将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等力量作为整体性的运用,以更为聪明经济的方式达成改变国际秩序或行为者的意图。

巧实力和软实力相比,增加了对于硬实力操作的论述,并且更肯定硬实力作为推动软实力的必要配套。巧实力本身的运用取决于行为者之间行动自由的消长或能动关系,若我强彼弱,便采取较多的硬实力,反之则采取更多的软实力,但是军事力量与准军事力量应同等重要,仍是处于蓄势待发或是战略性的工具,在适当时机出手。

细究西方历史上的强权竞逐也很少单独使用软实力,更多的是将软实力作为硬实力配套的战略工具,甚至是作为军事行动后去脉络化当地文明的手段,上述罗马和英国的案例皆是如此,西泽带领的罗马军团踏入高卢和日耳曼尼亚等地后推动罗马文化,更早先的布匿战争(Bella Punica)后,罗马成功据有北非和西班牙等地中海西部地区,更是先彻底毁灭迦太基再推动罗马化。英国则是以工业革命后庞大的资本与军事力量奴役非洲和亚洲的人民,透过官僚与管理制度强行推动英文至社会各阶层,使精英以学英文为必然,同时以优势的生产能力推动英国商品寡占或独占当地市场的份额。

美国更是善于协同运用软实力与硬实力,彼此作为承载和传导的途径和工具,对各国的生活方式和国际秩序产生巨大影响。特别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以独霸全球的核武能力和远洋海军作为前导推动软实力,逐一击败不屈服的国家和组织,推动其美国式的文明价值与政治制度,并且以自由贸易为名引进美国企业,改变当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样态,建立有利于美国的政权和社会环境。例如:运用社群网站和媒体影响民心的同时,仍出动压倒性的制空力量瓦解利比亚的卡札非政权,以及使叙利亚混乱至今的阿拉伯之春。


四、实存于西方却套在中国的锐实力


锐实力的论述出自于美国民主基金会2017年12月初公布一份报告:《锐实力:威权主义影响力在民主国家中渐增》(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in the Democratic World)。根据报告发表者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及路德维格(Jessica Ludwig)两位学者之定义,“锐实力”意指利用具限制性的体制和民主社会之间开放度的不对称,运用各种信息与媒体工具管制言论的自由与多元价值,影响全球公众的观感和行为。

《锐实力》报告主要研究中共和俄罗斯如何暗中影响拉丁美洲国家(秘鲁、阿根廷)及东欧国家(波兰、斯洛伐克)。锐实力的概念也从软实力出发,但是又不如软实力的论述较具正面的吸引力,而是强调运用文化、经济和价值观进行穿透。这份报告指出软实力是利用文化和价值强化国家的力量;锐实力则是协助极权政权威胁和操纵国外的意见的力量,对于特定国家的形容较具负面色彩。

锐实力既不像硬实力那样公开地运用军事或政治力量压制或改变行为者的现况,也不像软实力的文化交流等层面具备魅力性质,而是像特洛伊木马一样,穿透到目标对象的内部进行间谍活动、收买甚至破坏,特别更容易进入舆论与思想开放的民主国家。因为民主国家是开放型社会,加上信息科技带来的高度全球化,更有利于特定行为者运用有系统的传播信息或文化工业产品穿透对象国家的社会和民智,从而成功建立“制脑权”,但是锐实力的在近现代成功运作者不限于报告所称的中俄等国。

透过锐实力进行文化与信息的“不对称”和渗透,在西方发达国家屡见不鲜,例如:冷战时期对于东柏林的宣传,终能推倒柏林围墙,甚至成功“和平演变”华沙集团,使戈尔巴乔夫自行解散苏共,这也是美国之音和福克斯电视网等媒体至今仍持续存在的目的。至今美国仍从未轻忽过“锐实力”,甚至英国的BBC和军情五处等单位也善用此道,运用英美语言与文化的原生优势,操作不对等的文化与信息资源,像是庞大的Facebook和Google搜集网络上数十亿名使用者的习惯和生体信息,所累积庞大的数据库已为各界所用。美国政府不只投资这些互联网公司,Facebook执行长扎克伯格也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承认与52个企业交换客户信息,这些诞生于美国的企业才是全球化时代中穿透力最强的“锐实力”工具。而“锐实力”的本质与软实力相同,需依托高强度的资本和密集的信息能力,才有能力诠释全球化的进程并穿透到国家内部,所及之处涵盖到微小的原子化世界。

中国从改革开放到推动“一带一路”的40年间,尚无任何一个能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可与Google和Facebook匹敌的全球性信息平台,也没有任何一个品牌的价值高于苹果的企业,即使是BAT(百度 · ‎阿里 · ‎腾讯)三强仍无法进行全球在地化的诠释。美国除了上述三大国际企业外,尚有特朗普最爱摆弄的Twitter、有着政府以外最大规模民间航天发射能力的Space X、以及不停有黑科技产生的洛克希德马丁和IBM等公司。

这些企业诞生在追求个人自由发展的美国不是偶然,而是在追求个人自由和权力极大化的环境而生,并成为美国政府推动权力极大化的工具,真正穿透和影响他国甚至个人的主体性自由。人们在这些信息服务和文化工业产品的“制脑”之下,还能保留多少的主体性和个别群体的文化价值?中国更成为这波信息革命的产业浪潮所制,在这最近二十年间为美国企业提供大量的廉价人力产出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虽然得到“世界工厂”的声誉,却使得代工产业的生态积习难改,因而在这次的中美贸易争端之中被美国的“锐实力”所活生生侵害。


五、超军事手段到超军事实力


上述从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和锐实力等论述,是基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自身的历史与文明发展境遇的诠释,特别是从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至今所成就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源,才使得西方霸权国家得以发展自身权力的极大化。这样的文明历程,对于中国或其他非西方文明可否一体适用值得另作讨论。但是对于历史文化悠久的中国而言,有着其面对独特文化境遇而发展的战略文化,像是学者林中斌教授提出的“超军事手段”便是其中一种论述。

林中斌教授所提出的“超军事手段”指的是运用军事但不只于军事的实力,以政治、军事(包括核武)和外交等硬实力为后盾,但不直接运用这些力量改变或影响其他行为者,而是以经济、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为前导。这种“超军事手段”的战略文化根源来自于中国古代传承与发展已久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与兵家的学说,甚至佛教思维也揉合在其中。林中斌教授的“超军事手段”可视为中国战略文化的一种“前理解”,像是中国传统的“奇正”、“虚实”、“反差”等二元辩证的思维,在面对强大对手时偏好采取“斗而不破”而非全面对抗。

这种基于中国战略文化的“前理解”的内涵是基于王道精神的传承,战略上推崇“不战而胜”和“上兵伐谋”,谨守求全和慎战的原则。战术上体现在防御工事、屯垦、筑运河等守势作为,更重要的是在情报工作方面,提出“上智用间”、“非圣贤不能为间”等西方不曾讨论的观点。

从超军事手段作为“前理解”还原中国如何运用软实力或硬实力的本质,最大的相异点在于文化与文明的认识,中国不同于西方论述的“软实力”或“锐实力”中将文化与文明视为手段或工具,或是可操作的文化工业。对中国而言,文化与文明是本体意识的呈现,绝不是作为工具或异化的手段。反映在中国对国际关系的诠释,已不能顺从于西方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相较于西方的积极性,中国对于硬实力的态度是较为保守的,特别是军事力量的运用是偏向守势的,许多决定历史走向的知名战役是“以守胜攻”的模式。例如:春秋时期决定晋楚霸权的“城濮之战”,晋国以“退避三舍”回报楚国对晋文公之礼,却能在战场上胜出;秦末大乱时,项羽大败章邯采取的“破釜沉舟”故事,更是从极端的困境中在“置死地而后生”的高度取胜,韩信的“背水一战”也是同样道理。三国时代著名的赤壁之战也是守势的孙刘联军击败十倍于己的曹操;东晋时的肥水之战更是以少数劣势胜出的知名战役,得以保存中原偏安东南的衣冠文明;南宋初期的虞允文以儒生领导八千弱兵胜出的采石之役,也是成功的以守势和极端的劣势成功断绝金人南下的机会。

中国历史上诸多知名战役在战略和战术上之所以善用守势,不只是避免过多耗损资源与力量,更是为形塑有利的进攻天时,才能“制人而不制于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是以在守势中求取胜机,与西方强调强攻和闪击战的传统可是相当不同。即使是最强调打运动战的毛泽东也是如此主张:“避敌主力,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首要的顺序是避敌主力,诱敌深入,并且不打坚城,但在过程中击破敌人。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战略文化的主动强硬出击,甚至是攻打坚守的要塞和壕沟,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血淋淋生灵涂炭的例子。

中国战略文化的“前理解”表现在国际关系或大战略的层次上,也可以反映在中国使用硬实力也是偏向守势,例如:筑边城作为与边疆通商互市的基础、设立都护府的安全管理机构而非扩张权力设立广大的殖民地、郑和下西洋率领当世无双的大舰队抚平海上丝路沿途国家的内乱以维持安全,而非极大化权力的掠夺剥削。这些基于历史智慧的经验有效避免国力过度延伸和超越农业国家的负荷,维持国家安全却不致力扩张权力的投射范围,求取有限的胜利达成目标而不将扩张作为政权最重要的使命。即使是新中国成立至今,从东北的黑瞎子岛、中印边界到南海各地不乏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在完成最优先战略目标后并不多取一分地,甚至宁可牺牲部分的战果也要为服从整体国际局势的需要,特别是为成功发展大国关系,并维持第三世界国家的认同。

从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战略文化的“前理解”,中国未曾经过西方历史曾有的公民社会到国家的辩证发展历程,对于契约和法权的认识和意向不同,中国的社会秩序是依靠礼和刑的作用和维持。经由礼教名分与秩位的由内向外发展,在天下体系的概念开展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因此东亚世界未曾经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样的无政府状态国际关系体系,即使面对西方的国际关系体系与权力竞逐,也未必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金融时报》在2017年12月的文章指出,中国有一样古老的智慧和谋略传统,即强调避免直接挑战强权的“不确定战略”,可以用“偷梁换柱”的办法,在避免直接战争的同时,同样达到破坏对手地位的目的。

更深层的看待中国内蕴的文明价值,天下体系是以礼为秩序的基准,以刑作为回应不法的秩序维持手段,兵则是不得已而用之,与西方的无政府状态下追求安全优先的顺位刚好相反。中国是以“礼先于刑”的态度维持关系与秩序,也就是“以礼御人伦,以兵柔万国,以刑齐兆民。”,着重的是以“礼维持关系、刑招示规范、兵调和冲突”,是追求王道价值为核心而非霸权的国际体系,自然挑战现有西方国际体系的秩序观与合法性。学者阎学通也认为:王道会取代霸道而变成新型国际规范;公平正义的思想,将挑战自由和平等的观念。

上述探讨超军事手段作为中国战略文化“前理解”的内涵,不只是将文化作为手段,更是做为一种诠释文化境遇的“超军事实力”:以内蕴的文明价值作为“前理解”而不只是工具,配合守势特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实力为后盾,以自身的文化与经济能力与行为者开展关系。超军事实力的优胜之处应当在于因应不同的境遇,适切的发展自身文化与文明优势,是一种适合有限行动自由的间接战略途径,而天下的国际体系是为维持秩序与安全,而非极大化权力,妨害其他行为者的自由。


六、“一带一路”的超军事实力运用


回头看待“一带一路”所提出的“五通三同”,其中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与“民心相通”是经济和文化等偏向西方的软实力界定,特别是“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是属于经济手段,“民心相通”偏向文化与心理层面。“三同”的“利益共同体”偏向经济,“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偏向政治与社会层面,似乎能在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互容各方面都以俱足,但是其中的优先级和比重却不够清晰明确,并且陷入西方软实力和巧实力之间不够明确的迷思。

特别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后,国际注目的焦点放在其大举投入资金于“一带一路”的各项基础建设,所在地国家也纷纷以此作为与中国议价的工具,模糊以文化与文明的“前理解”或价值与沿途国家开展关系和推进“视域融合”的文化实力,甚至沦为庸俗的文化工业的层次,例如:中国输出到非洲的各种免费影片和数字频道机顶盒等,或是被放大检视用资金买断当地媒体。

这样过度将经济与文化作为软实力工具的情况,使中国忽略如何以本身的文化与文明开展与沿途国家的关系,便难以透过“一带一路”诠释所在地不同的境遇,于是与当地“民心相通”和“政策沟通”的成果不够强烈,反而被西方传媒描述成充满侵略性的“锐实力”。另一方面,媒体也未能妥善的彰显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如何和沿途国家产生哪些具体成就,甚至以西方的理解诠释自身。北京日报在2017年12月22日提出文章“复兴路上,中国软实力“锐”些又何妨”,解放日报也在2018年3月六日的文章““锐实力”是怎样的信口开”呼应西方语境产生的误区,未能还原中国文化与文明的现象本质,进而阐述中国文明的特殊性,或是具体说明与西方使用文化工业作为异化手段的庸俗文化有着哪些本质的差异。

如今,“一带一路”在巴基斯坦、印度洋地区和非洲已有相当的成就,但是所碰到的问题本质也都是如何与当地人民开展“视域融合”,运用“一带一路”适当的诠释当地人民的生活世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相最大的优势是历史上较少与伊斯兰文明发生冲突,本身具备着更好的文化与文明优势可与沿线的伊斯兰地区透过再脉络化的过程缓解文明冲突。

自唐朝以来,中国历代政权为伊斯兰文明建立清真寺,保障宗教自由,甚至给予经商和驿站的方便,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对不同文明少见的宽容。即使是推翻蒙古人统治的明朝,仍给予伊斯兰文明和外族莫大的优遇,开国大将常遇春的后人也信奉伊斯兰教,三宝太监运用信仰伊斯兰教的优势与东南亚和印度洋诸国发展友好的关系。然而,这些历史上运用文化价值理解当地需求与文化所营造的“丝路和平”,如今却被庞大资本所构筑的基础建设所掩盖,文明互鉴的过程不应以量化成绩作为参考指标,才能避免被冠上具有冷战色彩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作为“一带一路”的错误形象。

在落地执行层面,中国在东非的农业开垦和各项投资已达千万人的规模,直接提供当地所需的发展经验与专业人力,确实为当地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所谓“不干涉内政”的另一面是忽略对于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文价值的需求,西方能提供西方式的民主选举与观察经验,中国也能提供治理与管理的创新经验,甚至以中国文化意识和人地关系,作为当地发展所需的基础,作为修正西方后殖民时代留下的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

即使在斯里兰卡和吉布提等地缘政治要地,建立港口与护航演习是为提供海上丝绸之路所需的安全环境与秩序,但更应强调中国着重的是开展彼此的文明互鉴,提供真正为当地所需的各种软硬件建设,与所在地共同改善生存境遇,并且共同发展所在地的文化与文明,而非重现西方模式的新殖民主义,消除部分地区对“一带一路”产生的偏差认识。


汤名晖,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中国财产规划与管理研究会秘书长,台湾丝路文化协会副秘书长。研究领域为中国外交、战国际关系、战略文化。


文章内容不代表大国策智库观点。


来源时间:2018-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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