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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策周评】宗研:日企“回家”或将受阻于低劳动生产率的“门槛”

来源:大国策智库   作者:宗研      2020-05-12
【导语】3月底以来持续恶化的新冠肺炎疫情引起日本的“口罩荒”,并连锁引发日本社会对于“产业空洞化”的反思,从而促使日本政府拨款“接”“定居”海外的日本企业“回家”。然而,在外的日本企业回撤日本绝非易事,抛开“逐利”等因素不论,本文仅探讨在外的日本企业“回家”能否跨过日本的劳动生产率过低这道“门槛”。

宗研,暖流集团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大国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据日本媒体报道,4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回答在野党、立宪民主党议员大串博志的质询时表示,由于新冠病毒感染扩大,口罩不足状况持续,政府正在向所有家庭发放布制口罩,相信会有一定效果,并承认“口罩市场受到冲击是事实,也有人评估正在引起市场大幅波动”。

在质询过程中还有这样一段“小怼”,大串议员提出,政府发的布口罩自己戴了,但是戴的过程中感到“吸气困难”,就换了其他口罩。对此安倍怼道,“我一直(带)着,完全没有呼吸困难”,希望大串议员“停止故意贬损的发言”。

自从3月底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恶化以来,口罩、医用防护服、酒精、人工呼吸机等医疗用品需求激增,导致供应短缺。日本各大企业响应政府号召,紧急跨行业生产医疗用品。例如,索尼公司、丰田公司生产呼吸机,帝人公司生产医用防护服,资生堂、三得利公司生产医用酒精和消毒液,丰田公司、本田公司生产防护面罩,夏普公司、松下公司生产口罩。尽管如此,一次性口罩紧缺、供不应求的问题依然没有缓解,“一罩难求”,以至政府向国民发放(可多次使用的)布制口罩。从上述国会答询中也能感觉到口罩供应状况的严峻性。

日本80%以上的口罩依赖进口,由进口“短供”所致的“口罩荒”引起日本社会对于“产业空洞化”、“供给结构断缺”的担忧,要求撤回在海外的日本企业、特别是关乎国家安全、国民安全企业的呼声不断。首相安倍晋三在3月5日主持的“未来投资会议”表示,“在中国向日本出口的产品供给出现减少,整个产业链遭受影响的担忧中,我们必须考虑让那些对一个国家依存度较高的产品、附加价值高的产品的生产基地回归日本国内。如果做不到,那么尽量不要依存一个国家,向东南亚各国转移,实现生产据点的多元化”,旨在动员在华的日本企业部分回撤日本。日本政府在4月7日出台的紧急经济对策中也设立“供给链改革”专项,拨款2486亿日元用于:一是扶持日本企业从特定国家(实际指中国)撤回日本,政府将补助购买土地和设备的费用,中小企业补助三分之二,大企业补助二分之一;二是扶持日本企业在海外建立多元化供给链,除特定国家外,在第三国增设口罩等卫生用品、汽车、电机、医疗器材以及稀土等方面的生产工厂。

日本早就提出过“中国+1”的政策要求,但由于东南亚、南亚等经济体的基础实施等生产要素不尽人意,落实的效果不太明显,这里姑且不论。仅就此次日本政府要“接”在外的日本企业“回家”而言,虽然有诚意,有措施,有力度,但是,企业经营发展具有内在规律,企业的重要属性之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各经济体的要素成本、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等则是满足企业这一重要属性的综合因素。暂且抛开这些综合因素不论,仅从日本的低劳动生产率这一项看,恐难满足在外的日本企业“回家”逐利的重要属性。

日本国内经济社会已经形成的“慢性的低收益结构”,逼迫企业走向海外,也导致许多产品长期依赖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将这一结构所造成的诸多缺陷暴露出来,其中抗击疫情所需的物资和用品尤为严重显现。这样的“慢性的低收益结构”内,就包括过低的劳动生产率。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制造业大国。根据2019年的数据,有52家日本企业跻身世界500强,在7国集团中位居第二,遥遥领先于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经济强国。但是,日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却在7国集团中垫底。据日本时事通讯社2019年12月26日报道,日本生产性本部12月18日发表的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为基础制作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为每小时4744日元(约合46.8美元),在7国集团中排名最后,远远落后于美国、德国、法国的每小时70美元以上的水准。

1995年至2005年,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一时期正值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各行各业都在搞结构改革,引入竞争淘汰机制,大幅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此后,日本社会诸如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传统意识有所回潮,加之企业应用数字技术滞后等多种原因,导致劳动生产率下滑,至2015年跌至主要发达国家中垫底的位置。虽然2016年日本发起“(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革命”,但迄今未见任何效果。因此,日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已是多年的“顽疾”。

之所以说是“顽疾”,是因为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涉及行业、企业、政府、社会以及价值观等方方面面,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形成悖论式经济社会环境。比如,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去除“过剩服务”,就会有悖于日本社会的周到礼貌的传统价值观;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员工工资,就会使本来“薄利”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难以承受,或倒闭,或转移海外;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解雇多余的员工,就会有悖于一度被改革掉却又回潮的、被认为是日本企业的“神器”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裁掉无能无技的员工,就需要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等制度依托,需要政府投入支持。正是因为各种因素叠加、相悖、复杂,谁都不想碰,也没有办法碰,直至积重成“顽疾”,并且成为日本社会习以为常、司空见怪的现象。因此要去除这一“顽疾”,需要综合“治疗”,需要企业、社会、政府甚至每个人的共同努力。

这种悖论式的经济社会环境滋生、滋养的劳动生产率过低的“顽疾”,是日本企业“逃离”日本,或将工厂转移海外的动因之一,也是打算“回家”的日本企业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众所周知,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决定着企业的创效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常常被用于衡量企业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经济效益。面对由过低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其他多种因素所构成的日本现存的“慢性的低收益结构”和悖论式的经济社会环境,在外的日本企业理应需要审慎考虑“回家”后的处境。因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的重要属性之一,政府可以扶持一时但管不了长远。企业要盈利,要发展,就必须综合、长远考虑诸多要素,包括劳动生产率。

5月1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驻上海代表处负责人小栗道明在接受日本的亚洲通讯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绝大多数的日本企业没有撤离中国的打算,反而有增加对中国技术投资的想法。4月1日至6日,该机构对于在中国华东地区的主要日本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有710家企业回答了问卷。其中9成的日本企业表示不会从中国撤回生产据点和改变供应链。这一调查具有权威性,其结果证明了在外的日本企业对于何去何从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要素成本、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当然还有劳动生产率等因素是他们要认真考虑的,因为这些关系到企业能否盈利和发展,还是那句话: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的重要属性之一。所以,日本政府要想“接”在外的日本企业“回家”,恐怕还有些工作要做,包括降低劳动生产率过低这道“门槛”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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