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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美专家呼吁调整对华战略应对大国竞争

来源:大国策智库   作者:编译/郭杨      2019-08-12

    【编者按】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同时也是两国关系发生深刻调整的转折之年。特朗普总统已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开始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维度加大对华遏制力度。近日,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系教授、全美亚洲研究所*(NBR)顾问阿伦·弗雷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就中美建交40年后如何调整美对华战略发表演讲,重点分析了美国近40年对华战略的失误之处,呼吁美调整对华战略,以应对中美战略竞争。原文标题为:Smart Competition: Adapting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 at 40 Years。主要观点如下:


一、美国近40年对华战略的失败之处


    弗雷德伯格称,在过去40年的大多数时间,美国以“两手”方式(即“平衡与接触”策略)与中国打交道。一方面,寻求在各个方面与中国进行接触,包括外交、文化、科学,特别是经济领域。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主要通过加强美军前沿部署、强化与传统盟友的关系等方式,努力维持亚太地区对美有利的力量平衡。其主要目的是在等待机会“驯服”并最终改变中国的同时,遏制中国的“侵略”或“胁迫”企图,维持战略稳定。与中国接触是为鼓励中国领导人在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同时促使中国加速推行经济自由化并最终实现其政治体制民主化。这种混合战略为美国带来了经济和战略红利,在政治上得到了两党的强烈支持。该战略最初并不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但却是一场赌博,而且日益显现出美国在这场赌博中并没有收到回报,因为中国变得更加富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松对政权的控制,而是变得更加强势,更加倾向于民族主义。北京方面并不是在向真正的市场经济发展,而是继续实行国家主导的、扭曲市场的重商主义政策。与此同时,中国在对外活动中变得更加自信,甚至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强势。


    弗雷德伯格指出,美国对华战略失败的原因可简单地归结为,该战略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智慧,以及掌控国内政治权力的决心。即使中国实行开放并开始享受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开展贸易和投资带来的巨大利益,其领导人仍在努力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并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国民的控制。总之,中国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增长财富和实力,而不必从根本上改变其经济和政治制度,也不会引发美国的强烈反制。


二、中国领导人的多重执政目标


    弗雷德伯格指出,过去40年,或者说自中国建国以来,中国领导层就表现出要实现三大战略目标:最首要的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使中国恢复应有的历史地位,再次成为欧亚大陆东方的主导力量。三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参与者,实力和影响力与美国相当,并最终超越美国。其中,后两个目标与第一个目标密切相关。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走出国门,试图以一种有利于本国生存的方式重塑世界。


    弗雷德伯格认为,就像世纪之交美国决策者准备“让世界变得安全民主”一样,21世纪初以来,中国决策者一直致力于维护共产党的统治。这种自信的立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特别是习近平执政后,变得更加明显。金融危机后,习近平和他的同事得出结论:美国正处于相对衰落的状态,而中国的国力正处于上升阶段,现在是中国恢复其在亚洲乃至世界舞台合理地位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决定放弃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建议。然而,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自信也伴随着不确定性和紧迫感,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在维持经济增长(避免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应对人口老龄化及自然环境严重污染等问题方面,仍面临重重困难。虽然中国依然对美国体制的复原力、实力,以及动员资源应对挑战的能力有着恰如其分的认识,但中国领导人表现出如此强势的姿态主要缘于他们看到了机不可失的机会。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北京方面都试图整合和应用其国家力量的所有工具。主要表现在:


    首先,在其周边,中国政府希望其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有助于打破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并削弱其联盟体系。中国加强军力建设的目标不是为了能够赢得对美作战的胜利,而是实现“不战而胜”,即通过军力建设,使那些违背中国意愿的行为变得徒劳无功。在努力抵制美国的同时,中国正在利用其庞大的市场吸引力及日益提升的投资能力,来吸引其他国家向中国靠拢,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其在东亚海上及欧亚大陆的影响力。中国还加大对影响行动的运用力度,以试图破坏和削弱其他国家的抵制。最终,北京方面似乎通过基础设施和贸易协议将地区国家联系在一起,形成全新的以中国为中心、横跨欧亚大陆的体制。美国的民主盟国要么作为参与国融入其中,要么被削弱和孤立,而美国则被边缘化。


    其次,放眼全球,中国领导人认为,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和每一种国际体系中,都有一个主导者或霸主,能够制定规则、塑造制度,以实现自身利益、反映本国意识形态。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始终坚持“普世价值观”,即言论和宗教自由、代议制民主、法治等。这些价值观显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构成了严重威胁。


    最后,从长远看,中国领导人希望能够在物质能力方面超越美国,并取代美国在塑造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非常重视缩小与西方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致力于将中国转变为“创新超级大国”。这不仅仅是名声问题,更不是为了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在与美国进行的权力与影响力之争中,赢得技术优势。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北京方面并没有坐等超越美国的那一天到来,而是积极运用不断增长的实力来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并开始重塑部分现行国际秩序。据称,中国从现行国际秩序中受益匪浅,因此不会寻求彻底推翻这一秩序。目前,北京方面正在有选择地支持和利用于己有利的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安理会),而无视那些有损于其利益的机构(如国际海洋法法庭),将其他国际机构(如国际刑警组织)转变成为己所用,并削弱那些威胁其政权合法性的机构(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北京方面还开始建立新的机构(如亚投行),并推广新的国际规则(如“互联网主权”概念),以规避并最终取代西方国际所推崇的国际规范。


    弗雷德伯格警告称,未来几十年,中国将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中国视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典范。国际制度、准则与标准将越来越多地反映中国的利益,而且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将不断提升。从长远来看,美国将沦为地区力量,而中国则会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对此,美国要有清醒的认识。


、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势在必行


    弗雷德伯格指出,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一场“文化之争”,也不仅仅是一场传统的大国间竞争,而是两大对立政治体系和两大不同亚洲与世界发展愿景之间的较量。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明,美国影响中国出现积极变化的能力非常有限。为此,美国应实事求是地处理对华关系,而不是一厢情愿地去塑造中国。美国需要认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间开展有意义的合作的前景非常有限,而且如果美国表现出和解姿态,可能被视为软弱的表现。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焦虑和担忧,但至少目前,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占有“天时地利”之优势,将会继续挑战美国。除非美国做出让步,否则两国将不可避免地爆发一场激烈的竞争。同时,美国应加强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合作。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与民主朋友和盟友更有效合作的方法,那么在这场竞争中获胜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在亚洲和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中国带来的多种挑战以及寻求有效应对的必要性。总的看,欧洲、亚洲和西半球民主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一半以上(而目前中国只有约15%)。如果合理的动员和使用这些国家的资源,即使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美国也完全可以维持一种良好的力量平衡。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方面近年来的强势行动是给美国及西方国家提供了机会。美国应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加强与盟国的合作,而不应在无足轻重的问题上与盟国争吵。


    弗雷德伯格指出,美国未来对华战略必须包含三大部分,其中两部分是防御性的,一部分是进攻性的。


    首先,应该与美国的朋友和盟友一道,更加努力地应对北京方面通过胁迫和颠覆来扩大影响力的企图。在印太地区,这在本质上是军事筹划和集体防御的问题。美国的首要任务必须是设计、阐明、资助和实施一系列作战概念,以抵消中国在“反接入/区域拒止”能力方面的投资。这对于维护美国的安全承诺及地区性联盟体系的持久性至关重要。然而,正如国防战略委员会近期报告所指出的,国防部并没有这样做。因此,国会需要敦促国防部完成这项工作。在印太及以外地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美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以限制中国将投资与政治影响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利用“一带一路”倡议)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合作的重点应为经济治国方略、外交和公共信息领域,而不是军事手段。与此同时,应制定一项策略,以确定优先事项并规范和统一行动,而不是反对中国所做的一切。美国有必要揭露中国投资带来的风险和问题。经验表明,当地记者、智库和非政府组织比美国国务院更适合从事项工作。像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和国家民主基金会这样的组织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国会应为其提供持续而强有力的支持。《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BUILD)就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其次,在努力阻止中国从多个维度向外扩张的同时,美国应与朋友和盟友一道,寻找更好的方法来保护本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免受剥削和操纵。美国应在某些方面调整和限制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为此,美国应着手解决以下问题:如何在不给自己而是给竞争对手施加更大成本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如何才能在不牺牲开放性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在这方面,美国及其他先进工业国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弄清应在哪些领域及以何种程度切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为此,需要从国家利益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军民两用新技术开发等。


    最后,在与中国竞争过程中,美国不能完全处于守势,而是应寻找方式来揭露中共政权的“残酷性”和“腐败性”,并使中国为其在国内外的恶劣及有害行为付出代价。例如,美盟应设法让北京方面为其在维吾尔少数民族问题上的做法付出代价。至少,美国不应做出一些让中国共产党更容易压迫和控制国民的事情。例如,可阻止美国公司和大学与中国同行合作开发有助于中国政府管控国民的技术。


    弗雷德伯格最后强调,美国对华新战略的主要目标不是要改变中共政权的性质,而是要保护好自己。美国需要向中国现任领导人表明,如果他们继续按照现行道路前进,将不会取得成功。在此过程中,美国是有可能施加外力,以实现中国政权的最终变革。然而,这一过程需要时间,因为目前中国政府信心十足,而且发展势头迅猛。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将集权政治与部分市场经济结合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只要美国不做出有助于北京方面延长其现行发展模式的事情,这种情况就更有可能发生。


    文章内容不代表大国策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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