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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沱生:中日须大力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与安全危机管控

来源:大国策智库   作者:张沱生      2019-07-31
    导语:在经历多年严重困难之后,以两国总理互访为标志,2018年中日关系回到正常发展轨道。2019年以来,两国关系继续改善向好。目前,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日领导人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达成高度共识,中日关系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6月底,习主席将在出席于日本举行的 G20峰会期间与安倍首相再次会面,这将为中日关系迈向新阶段注入新的活力。然而,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相比,中日防务安全关系仍然是一个明显的短板。

中日防务安全关系面临挑战

    首先,双方的许多安全分歧、尤其是海上争端仍然严重存在。这些分歧如果管控不好,仍有很大的安全风险。

    其次,钓鱼岛危机发生后中日在东海形成的军事对峙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近年来,日本已明确把防御重点转向西南方向、转向中国。

    第三,双方的战略互疑主要存在于军事安全领域。在日本,“中国军事威胁论”仍严重存在。在中国,对日本通过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寻求做军事大国的担心也远未消除。

    第四,中日在地区安全机制上分歧严重。日本一直将日美同盟视为地区安全的基轴;中国却认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应发挥更大作用,美双边军事同盟须要转型。

    第五,中日防务对话交流恢复缓慢。一年多来,中日防务交流取得一些重要进展,如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参加中国海军节阅兵式,中日双方确定年内日防相访华,以及就实现解放军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与自卫队统合幕僚长的互访达成共识。然而,到目前为止,中日副部级年度防务安全磋商(2007年建立,2012年停滞)这一主要对话机制尚未恢复。双方正式对话的层级仍然偏低。

    第六,与两国海上争端风险的积累相比,中日安全危机管控机制建设的步伐仍明显落后。中日海空联络机制于去年6月启动,但其内容十分单薄,相关热线也迟迟未能开通。与中美之间的安全危机管控机制相比,中日安全危机管理机制相差甚远。

    第七,台湾问题一直是中日三大摩擦点之一。台海形势重趋紧张,也可能对中日安全关系带来新的挑战。

    面对中日防务安全关系的这一状况,我认为,在两国关系总体回暖、持续改善的形势下,中日双方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交流与危机管控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是两国守住“不冲突、不对抗”底线的重要保障,而且是逐步改善中日防务安全关系的必要条件。而中日防务安全关系的改善又是中日关系在重回正常轨道后持续向前发展、走上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加强中日防务安全对话交流和危机管理的措施

    第一,中日应尽快重启中日副部级年度防务安全磋商,对恢复、发展两国防务交流做出全面规划与推动。对于不久前日方提出举行中日外交、安保“2+2”对话的建议,中方应予以认真考虑(似可先从副部级做起)。总之,提高双方防务安全对话层级应是当务之急。此外,除争取早日实现中国防长与日本防相、解放军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与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的对话与互访外,还应考虑适时、逐步开展两国陆海空部门的对话交流及某些联合军演(如海上搜救、反恐、人道主义救援等军演)。

    第二,中日双方的防务安全对话应把稳步恢复与推动两国防务安全合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重点是开展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合作,开展半岛无核化合作,共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双方应尽快就此达成共识,并努力使共识化为具体行动。

    第三,中日防务部门的高官互访及对话磋商应就两国的防务安全政策进入深入对话交流。这一对话的持续开展将有助于双方减少安全误解、误判,增加相互理解与信任,为逐步降低以至改变双方的军事对峙带来积极影响。

    第四,应通过中日高级政治对话、中日防务安全磋商(或2+2外交安保对话)、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中日安全对话等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危机管控机制建设和危机管控。双方应将分歧与危机管控始终作为这些对话的主要内容之一,并应争取就进行危机管控的基本原则——“始终保持沟通渠道的通畅和发出清晰的信号”、“做出大致对等的反应而非大步升级”、“采取重大行动前须充分考虑对方可能做出的反应”、“对危机进行分解逐一加以解决”及“慎用军事手段”等——达成共识。

    第五,加强热线建设。首要的是尽快落实中日海空联络机制关于在双方海空部队间建立热线的措施。下一步应考虑建立两国外交与防务部门的热线和重建两国首脑之间的热线。必须明确热线的危机管理功能,确保其在危机中发挥紧急沟通作用。中日曾建立的高层热线在危机事件中未发生任何作用的教训要认真吸取。

    第六,中日双方既要重视危机控制,更要重视危机防范。要针对双方安全关切,积极建立与加强CBM。中日可借鉴中美的做法,优先考虑建立两国海空行为准则及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这对于双方加强海上争端管控,特别是东海争端管控将具有重要意义。中日还应考虑就防空识别区交叉带来的摩擦进行对话。

    第七,双方应争取就共同维护台海、南海和平稳定达成共识。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恪守两国恢复邦交时确立的一中政策和其不与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的承诺,谨言慎行,不追随美国的错误做法,将对维护中日关系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南海,中国将坚持“把南海建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的努力方向,坚持通过双边对话解决与有关国家的主权与海洋权益争议,坚持通过与东盟建立南海行为准则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方希望日方支持这一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近两年来,根据双轨思路,南海形势已得到明显缓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确保南海海上通道的通畅与安全,符合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双方应共同努力。

    第八,随形势发展,可以考虑开展中日美安全对话。开展合作,减少误解,加强危机管控及建立信心措施可作为三边对话的重要内容。“对话总比对抗好”,这将有助于改变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对立,促进中日安全合作。

    此外,中日还应加强双方之间的二轨和一点五轨安全对话,并逐步扩大对话的广度与深度。目前双方渉海智库开展的“海洋秩序与海洋法”等对话非常有益。随着二轨对话取得进展,这些对话可逐渐向一轨对话发展。


    原文来自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19年6月第一期。经授权发布。


    文章内容不代表大国策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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