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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枝煌:防范贸易战背景下中国经济六重困境

来源:大国策智库   作者:杨枝煌   2019-05-15
目录
一. 悄悄来临和时刻被压制的金融困境
1. 日益飘摇膨胀的房地产泡沫
2. 一直捉摸不定的债务谜团
3. 不断震荡下跌的资产价格

4. 再次出现严重到需要核销的呆坏账

二. 政府公开数据显示的中国消费困境

1. 居民消费增幅缩小
2. 制造业消费逼近荣枯线临界点

3. 能源消耗和货运增速下降

三. 秋季广交会展现的中国外贸困境

四. 全球错综复杂因素释放的中国投资困境

1. 全球投资剧降必将影响国内投资积极性
2. 贸易战不断加码极有可能导致投资意向中止或疲弱
3. 国内外因素综合夹击企业导致投资出现徘徊观望局面

4. 金融危机和贸易摩擦双重影响导致投资信心不足

五. 中兴华为事件背后的中国技术困境

六. 各行各业不景气预示的中国信心困境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出现诸多困难,中美贸易战是一个因素,但绝对不是唯一因素。因此,我们不能把所有原因都推到美国身上,都归咎于中美贸易战。面对中美贸易战的黑天鹅事件,我们必须认真梳理当前存在的各种困境和障碍,从而更好地防范系统性灰犀牛风险。


一、悄悄来临和时刻被压制的金融困境

  笔者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一直没有彻底远离,虽然美国经济数据不错,中国也保持中高速增长,但是背后仍然有金融危机的影子。特别是2008年洪水漫灌,2010年-2011年却连续11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21%,连续五次加息至一年期存款利率3.5%、贷款利率6.56%,同时配套出台房产限购令、平台贷款和房贷限制政策,导致银根紧缩。虽然2011年末-2012年开始降准,但是2012年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已经处于新周期的谷底,即12.83万亿元。加上越是限购限投,资金越集中错配于房地产和股市,“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用力过于猛烈过于盲目过于鲁莽,而降成本和补短腿没有趁势跟上,同时美元升值回流美国和中美贸易战触发衰减预期,导致金融系统黑天鹅甚至灰犀牛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趋势形势气势。金融危机各种现象陆续爆发,第一是房地产价格普遍性下跌和结构性腰斩;第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违约时有出现;第三是影子银行业务风险集中爆发;第四是企业违约率急剧上升;第五是股价暴跌;第六是货币危机,即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和资本出现大量外逃。

  1. 日益飘摇膨胀的房地产泡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出台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方案,最终实际增发货币大约18万亿元。刺激方案保障了经济发展的血液动力,但是由于大多进入房地产,加上地方政府聚焦于土地财政,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泡沫。随后在政府换届前推行了限购限贷,2015年股市暴跌使得投资出口更加集中于房地产,从而出现了2015年房市的回光返照,随后进行去杠杆、去库存,部分消化了房地产泡沫,但泡沫随时可能爆破。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原因除了投资对象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效预期破灭。中国规划80%-85%城市化,预计搬迁6亿人口,结果实际上最多可能只有2.5亿人搬迁,导致房地产市场被过高估值,很难判定哪些人是真正购买房产自住,很难判定哪些需求是刚性有效需求。于是,2010年至2018年出现了炒房收入远远高于上市公司一年收益,上市公司控制人铤而走险通过股权质押或取票质押贷款进入房地产,导致资金投资出口集中于房地产,出现了诸如房叔、房姐、房祖宗之类的超级炒房客,当限购和去杠杆政策出台的时候,房价下降、交易不景气,金融机构利润暴跌,房地产泡沫接近破裂。

  2. 一直捉摸不定的债务谜团。有个数据,中国自1998年搞货币化分房,房地产成为中国支柱产业,至今整整20年,但是房地产商贷款33万亿元,个人购房贷款50万亿元,而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赚得盆满钵满,但却也负债接近20万亿元(这是官方统计数据。汇丰银行2013年数据中国地方债已经22万亿美元。贺铿认为2018年已经40万亿美元)。钱都去哪儿呢?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债务谜团,其实政府、企业、个人到底负债多少,至今没有一个统一可靠的说法。从M2看,人民币就是政府对人民的负债。中国2008年实施4万亿元刺激方案后,每年M2递增11%以上,导致M2由2008年底的47.5万亿元飙升至2018年底的182.67万亿元,2018年3月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达到173.99万亿元或27.67万亿美元)一举超过“美元+欧元”M2的总量27.66万亿美元的规模。回顾几个重要节点,2008年中国M2余额落后于日本、美国和欧元区;2010年与欧元区持平;2012年已居世界第1位。中国经济总量不如美国,也比不上欧盟,但现在中国一家的货币供应量已超过美欧两家之和。并且,中国M2自1996年就超过GDP,2015年甚至突破2倍,相反的是美国、欧元区GDP一直大于M2。就资金使用效率而言,2008年-2017年M2由47.5万亿元飙升至2018年底的182.67万元,而GDP仅从30.07万亿元增至90.03万亿元,货币使用效率由0.63降为0.49。这意味着中国巨大的货币洪灾已如悬在天上的黄河之水,随时都可能“不尽长江滚滚来”,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这头庞然大物已经越来越没有造血功能只能依靠输血了。

  从地方债看,国内统计显示2017年为16.47万亿元,汇丰银行的数据是2013年早已超过22万亿元,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的研究表明是40万亿元;从影子银行看,BIS报告统计,在直接影子信贷(包含信托贷款、委托贷款、P2P贷款)的狭义衡量标准下,截至2016年末,中国影子信贷规模大约占GDP的32%。如加上对最终借款人的间接影子信贷(即广义影子信贷),2016年总体影子信贷增长24.9%,在2016年底达到了GDP的54.8%。从上述数据来看,即使采用最大的估值,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也不算特别大。相较之下,2015年,英国金融稳定委员会对影子银行总规模的估计是GDP的147%,美国为82%,日本为60%。但是,地方政府融资工具、信托产品和财富管理产品构成的影子银行体系,造就了一个越来越昂贵和杠杆化越来越高的房地产泡沫,同时助长了贪污腐败。

  从政府其他债务看,2017年国债13.48万元,政策性金融债13.19万亿元,政府支持债券1.49万亿元,外债13.16万亿元(截至2018年9月末,等值19132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从居民负债看,高达40.52万亿元,已经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总人口13.9亿人,全体居民2017年可支配收入为36.1万亿元),居民贷款/GDP的规模为48.98%(40.52/82.71),居民债务总量/可支配收入总量达到112%(40.52/36.1),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要高;从企业负债看,企业负债(债券+贷款+影子贷款)144.74万亿元。以上算来中国整体负债,剔除M2之外负债高达约250万亿元,而GDP只有82.71万亿元,GDP负债率高达330%。研究数据表明,政府负债率40%,算上地方融资平台,实际政府负债率55%;企业负债率159%,减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际130%;居民负债率55.8%。从资产负债表、利润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三张表看,政府、企业和居民几乎没有现金流,资产负债表膨胀而脆弱,更不用说利润收益了,而且还形成了地方债务藩镇,最终可能得中央政府核销买单。

  地方债还有一个谜团就是棚改货币化带来的债务。2005年10月开始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棚改政策,确定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征收补偿采取实物安置和货币补偿并重的措施,由被拆迁人自愿选择。实物安置就是建房安置(异地安置和原地安置),货币补偿就是购房安置(有地方称为房票)和货币补偿两种。货币化安置或者棚改货币化,指的其实就是购房安置和货币补偿两种形式。货币化安置就是对城市棚户区进行改造时,国家出资以现金的形式作为补偿,让拆迁居民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到市场上自行购房。它的好处就是给了被拆迁人选择是否购房的自由,同时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家庭储蓄、减轻家庭负债、增加家庭创业和工商业资产、提高家庭投资性收入、提升家庭消费水平。

  与之配套的是央行推出PSL创新性政策工具(抵押补充贷款),即央行通过PSL向国开行发放贷款,国开行通过棚改专项贷款向地方政府发放贷款,地方政府通过货币化安置向棚户区居民发放补偿款,地方政府拆迁卖地后偿还国开行贷款,国开行偿还央行贷款,形成资金流的闭环;同时发改委支持与棚户区改造相关的企业发行债券,并且支持“债贷组合”专项债券的金融工具创新。“债贷组合”专项债券是按照“融资统一规划、债贷统一授信、动态长效监控、全程风险管理”的模式,由银行为企业制定系统性融资规划,根据项目建设融资需求,将企业债券和贷款统一纳入银行综合授信管理体系,对企业债务融资实施全程管理的创新性金融工具。政府政策和央行金融创新,使棚改货币化安置得到大力推广, 2014年所占比例仅9%, 2016年则进一步跃升至48.5%,2017年比例达到50%,按照计划,2018-2020年,安置比例将达到60%。大规模的货币化棚改掀起了新一轮房地产热,特别是激发了二三四线城市房价攀升,造成了货币超发,但也解决了房地产去库存,拯救了开发商,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银行回收了贷款。但是也一并将所有市场主体都带入了债务深坑,政府、房地产企业、居民都出来举债,全社会债务率再次成谜,超过了GDP好几倍。

  3. 不断震荡下跌的资产价格。股市方面,近两轮股灾,股市由2007年的最高点6124.04跌到2008年的1664.93,直接蒸发23万亿元,2015年最高点5178.19暴跌至 2850点(2015 年 8 月 26 日)计算,沪深两市总市值蒸发了约 33 万亿元。2018年由年初的3587点暴跌至2449点,少了一千多点,蒸发15万亿元,两次股灾月56万亿元,加上2018年的15万亿元,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三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和几十万亿元居民储蓄,几乎全部打水漂,几乎全部归零。而特朗普就职以来,道琼斯指数从18000多点升至26600多点,现在是23000多点,上涨了5000多点。道琼斯指数每上涨一个点,美国人民的财富就增加15亿美元,因此总共增加了7.5万亿美元(50万亿人民币)的财富,超过2017年美国GDP的1/3.强劲的财富效应助推了美国人民的消费和整体经济的走强。总之,企业没有金融属性,再加上股价暴跌,导致资金不得不集中投入房地产。统计显示,个人财富65%是房子,因此房产泡沫,也就是财富泡沫。

  汇率方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2018年波动12%-19%,没有汇率管制贬值程度肯定更加恶化,因为公开市场汇率是6.89:1,但是黑市上已经7.4:1。本次美元指数反弹的高点必然在100以上,加上美国铁心了要压缩对华逆差,意味着未来中国外储最大来源,面临着被美国掐断的风险。在这波美元走强的过程中,如果人民币汇率不能维持在6.9以上,那么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预期将再度回头并成为市场主流。而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可能会再次引发资金外逃,从而令中国经济面临资金失血以及泡沫被刺穿的危险。因此,人民币汇率处于贬值和不贬值之间的徘徊,贬值的话,外汇储备缩水;不贬值的话,出口受到遏制。

  利率看,美联储加息政策,推升市场融资成本,也进一步提高国债收益率。2018年11月,出现10年来首次的中美1年期国债利率倒挂现象,中国10年期国债利率也仅仅高出美国国债利率27个基点。中美利差收窄甚至倒挂势必将冷却境外机构购买人民币资产的热情,也吸引国内资金换汇冲动。从大额存单利率看,美元一年期大额存单CD利率水平在2.55%到2.70%之间,而国内人民币一年期定额存单利率平均为2.268%,二者已经出现明显的倒挂格局。从境内外美元同业拆放参考利率看,国内对于美元资产正在给出更高的溢价空间。最典型的是境内外美元资金价格,差距巨大。根据中国货币网的统计数据显示,境内美元同业拆放参考利率(USD CIROR)仍然远高于境外美元同期利率,而且越是远期的美元价格越贵。在隔夜拆借利率上,境内和境外美元资金价格相差不大,境内利率为2.20%,而境外2.1794%,境内利率比境外高出2个基点。但是在6个月的美元拆借上,境外美元的拆借利率是2.8602%,而境内的美元拆借利率则高达3.35%,境内美元利率比境外美元利率高出50个基点。在一年期拆借利率上,境内美元拆借利率高达3.69%,而境外美元拆借利率为3.12%,境内美元拆借利率高出境外美元拆借利率57个基点。

  显然,市场正在从两个方面冲击人民币资产的配置程度。一方面,中美国债利率收窄甚至倒挂正在冲击境外机构的购买中国国债热情;另一方面,境内外美元等大额存单等存款业务显著高于国内同期储蓄利率,也吸引国内资金购买美元。总之,在隔夜拆借利率,3个月、6个月、1年期国债利率已经出现倒挂,并且倒挂现象有延展到更长期国债的趋势。境内外美元融资成本差距巨大,加上中美贸易战短期内难以消停,美国再工业化速度赶上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速,更加强化了美国通胀预期,加大了美联储收紧货币及加息政策必要性。美国经济走强和美元升值周期出现,导致企业酝酿走出去发展计划,国内投资形势更加艰难。因为,美国经济增长、美元利率走高、美元指数走强,必然引发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本土,导致全球资金面紧张和利率水平上升,进而在世界经济链条上相对脆弱的国家引爆金融危机。无论是1982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还是2009年的南欧债务危机,美元利率走高及美元指数走强都是很关键的因素。

  4. 再次出现严重到需要核销的呆坏账。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等所有市场主体都被要求去杠杆,政府、企业、金融机构被房地产绑架,除了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业以外不知道如何发展,在房地产去库存和限购限价等行政命令下,房地产市场临近崩溃;企业利润率暴跌和成本上升双重打压,再加上融资难融资贵,不得不进行抵押贷款,利用股票和股权质押贷款的企业在股市暴跌的情况下面临平暴仓风险。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显示,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由2008年的96%上升至2016年的166%。由于民营企业家自己对市场主观判断的偏差以及今年以来股市不断下跌的客观原因,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出现危机,可能进一步诱发中国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银行呆坏账急剧增加,即使央行通过降准降息等极端方式放水,资金就是无法流入实体经济,贷款终身追责制导致银行惜贷,再加上企业因表外融资受限而很多借款到期无法偿还,银行呆坏账开始膨胀积压。债券市场上也出现了连续违约,密度之大、频率之高前所未有。2017年已经出现云南国资系统债务违约,导致所有金融机构集体限制涉滇业务。

  2018年以来,亿阳集团、神雾环保、富贵鸟、凯迪生态、中安消、上海华信、大连机床、春和集团等相继爆出债券违约,其中多家是上市公司。截至2018年5月31日,债券违约已达20只,违约金额167亿,同比增幅超过30%。在二级市场,5月21日,东方园林发布公告,称公司原计划发行10亿公司债券,但实际发行规模仅有0.5亿,只是一纸公告,瞬间引发市场恐慌,500亿市值,一周时间跌去百亿。中国多数企业习惯于用短期融资去解决长期投资的资金需求,一旦无法借新债偿旧债,资金链便面临断裂的窘境。根据中诚信国际测算,预计2018年实际需要偿还的信用债规模约为5.3-5.5万亿元,企业再融资压力仍然不小。可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4万亿刺激方案拯救了现金流量表和修复了资产负债表,也带来了损益表的短期改善,但利润预期放大了资本支出周期。2011年无奈又出其不意的收紧,首先损伤了民营和小微企业的现金流量继而资负表,最终不得不通过扩大地方平台和房地产资负表的形式对冲整个国民经济账户的塌缩。其间,为了解决国企的损益表问题(损益表一直在不断恶化),资负表在快速扩张(通过影子银行),所有的矛盾最终集中在2018年的现金流量表上爆发。当银行开始去杠杆和治理影子银行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收缩的是“基础货币”,所造成的流动性坍塌可想而知。而这种坍塌又造成了流动性梗阻,即使再多的钱也难以进入嗷嗷待哺的实体经济。一方面形成了濒临核销的呆坏账,另一方面造成了流动性中止。

二、政府公开数据显示的中国消费困境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10月经济数据表明,在中美贸易战、金融市场动荡、民营经济发展受阻等宏观恶化形势背景下,中国经济整体延续了下行态势,特别是发生了最可怕的消费降级大争论和社会零售增长第一次出现个位数的可怕情况。

  1. 居民消费增幅缩小。2017年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10.2%,2018年同比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只有6.9%),出现较为明显的下滑,第一次出现个位数增长。首先,汽车消费接连负增长,连续数月拖累社零消费。汽车消费2016年增速是10.1%,2017年5.6%,2018年-2.4%,其中12月的汽车消费增长-8.5%。其次是地产系,家电、家具、装潢2018年上半年分别下降0.3、2.5和2.7个点。第三是粮油、食品类、烟酒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日用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通讯器材类等同比增速均大幅回落。2018年全年CPI同比涨幅为2.1%,是四年来年度CPI首次超过2%,但12月CPI已经重回1时代为1.9%。作为CPI的先导,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全年上涨3.5%,但12月同比上涨仅0.9%,为2016年10月以来的最低值。环比和同比涨幅连续回落,表明企业利润下降,经济下行风险压力增大。

  2. 制造业消费逼近荣枯线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10月官方制造业PMI为50.2%,12月跌破50%,2019年1月为49.5%;非制造业PMI2018年11月处于周期最低点53.4%,逐渐上升为12月的53.8%和1月的54.7%,但这跟接近年关有强烈的季候性关系。制造业延续跌势,非制造业增长不稳定,综合PMI整体表现走弱。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仅生产指数高于临界点,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低于临界点。显而易见,一是生产端低位徘徊。虽然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但扩张步伐放缓,预计后续将对大中型企业形成负向拖累;二是内外需求同时不振。中美互征关税影响出口企业预期,虽然对一带一路沿线出口比重有所上升,加上中日合作深化,预计外需走弱将得到部分缓解但重回景气区间仍有压力;三是库存意愿仍在下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继续减少,原材料库存下滑幅度高于产成品库存,企业补库存意愿十分有限;四是各行业用工减少。制造业企业用工量继续收缩,一些迹象使得就业有可能在年后年出现问题,因为经济持续下滑新增就业岗位就很困难,很多企业会调减工资或者大量裁员,这样中美贸易摩擦的正面冲击就会向劳动市场传递;五是生产运行效率降低。1月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1%,位于临界点之上,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比上月略有加快;六是经济大省出现工业滑坡。2018年8月广东省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3,较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是自2016年3月以来指数第一次回落至荣枯线(50.0)下。在决定PMI指数的5项权重指数中,4项比上月下滑,其中权重最大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比上月大幅下滑1.5个和1.7个百分点。订单指数连续两月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已跌至荣枯线下;生产指数回落1.5个百分点,录得近30个月以来最低值。实际上,广东制造业PMI数据的变化,不是最近才出现,从今年5月就开始陆续有指标出现下滑。其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出口订单指数等产销指数,连续两个月出现了下降。而且,与生产规模和生产质量密切相关的原材料库存、产成品库存、进口等三项指数,分别比4月又大幅减少了3.9个、3.6个和1.5个百分点。

  3. 能源消耗和货运增速下降。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从发电看,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电量同比增长6.8%,增速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为2014年以来最高增速。12月当月,全国发电量同比增长6.2%,其中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同比分别增长37.9%、20.6%和2.2%,水电同比下降0.9%。从用电看,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6.8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增速较2017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其中,一产、二产、三产和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9.8%、7.2%、12.7%和10.4%,三产和居民生活用电继续保持两位数以上较快增长,但工业用电增幅最小。分地区看,全国所有省(区、市)用电正增长,其中,西藏、广西、内蒙古、重庆、四川、安徽、湖北、甘肃、江西、湖南保持两位数增长。2018年全社会货运量增长7%左右,其中铁路货运量增长9.1%;实物量指标是经济增长最直接的反映,这些实物量数据可以有力支撑全年经济增长数据,但也表明增幅比较平缓。

三、秋季广交会展现的中国外贸困境

  广交会创办于1957年春,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60多年来从未中断,成为中国第一展会、中国外贸第一促进平台,被誉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2018年秋季广交会各种数据表明,明年中国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另外,从10月份外贸具体运行状况看,抢出口效应明显,贸易战影响巨大。中国10月出口(以人民币计)同比增长20.1%,预期14.2%,前值17%;进口增长26.3%,预期17.7%,前值17.4%。短期外贸数据强劲集中反映了对于贸易战前景的担忧,从前瞻性指标来看,中国出口前景并不乐观,PMI新出口订单指数自7月以来已经回落至50%荣枯分界线以下,10月出口新订单PMI仅为46.9%;已加征关税的2500亿美元商品已能观察到负面效应。广交会和具体运行数据相互印证,再加上美加墨新自由贸易协定、美日欧零关税谈判、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签署、日本与欧盟签署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正式生效,将分流中国贸易订单,未来外贸风险滑坡不可麻痹大意。形势已经表明,中美贸易已经进入“经常性摩擦-剧烈性冲突-恐慌式激增-断崖式剧降”的新阶段。

  1. 广交会客商和成交出现双降预示明年外贸增长遇到瓶颈。统计数据显示,本届广交会共有来自215个国家和地区的189812名采购商到会,累计出口成交2064.94亿元,均同比下降1%左右。美国、欧美客商分别下降4.1%、3.9%;成交额对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等大客户分别下降30.3%、8.9%、7.3%、0.8%。这表明明年外贸极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因此外贸稳增长十分困难。

  2. 广交会参展商品大多已经成为增税对象表明明年外贸形势堪忧。柳编工艺品等非物质遗产都被纳入惩罚性关税清单,表明广交会产品输美受到阻碍。美国是中国外贸产品最大消费者之一,而且对美贸易无法瞬间转移到其他市场,因而地方特色产业、优秀企业和优秀品牌走向世界,地方开放型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3. 广交会新采购商增加不足以抵消中美贸易战影响表明明年外贸基础薄弱。统计数据显示,本届广交会新采购商共有77733人,同比增长2.34%。这其实背后有4个原因,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新采购商同比增长4.18%;二是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到会采购商人数持续增长;三是跨国公司总裁或副总裁取代原来的采购经理亲自参加广交会谈判;四是上游或更上游的企业直接参加广交会研判形势。后两种形式打破了原有的采购程序,一方面是实地调研中国投资和营商环境,另一方面是直接参与关税规避谈判。一带一路沿线和新兴市场的采购商虽然增加,但都是小客户;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地区采购商才是大客户,才是我国出口的重要支撑。

  4. 广交会订单短期化表明外贸发展格局依然没有可持续支撑体系。成交订单中,中短单占比居高不下,长单占比依然偏低。3个月以内的短单占44.6% ,3-6个月的中单占30.7%,6个月以上的长单占24.7%。数据说明明年下半年外贸旺季的时候,企业可能开工不足、工人可能间歇性下岗。

  5. 广交会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时有发生表明外贸增长的法治化环境亟待提升。本届广交会509家参展企业被投诉,共受理382宗知识产权投诉案件,264家企业最终被认定涉嫌侵权。与上届相比,受理案件减少39宗,被投诉企业总数减少24家,被认定涉嫌侵权企业总数减少5家。这说明营商环境依然需要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依然亟待强化。

四、全球错综复杂因素释放的中国投资困境

  国内投资基本稳定,但稳中有变。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5.9%,2017年增速是7.2%。因为投资意向面临更多显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影响,面临更加复杂更加综合的外部因素影响

  1. 全球投资剧降必将影响国内投资积极性。2018年上半年全球投资暴跌41%,2018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349.7亿美元,同比负增长0.99%(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我国民间投资增速自2016年持续放缓,并于当年8月降至2.1%的低点。经过努力,民间投资增速逐渐企稳回升,2016年同比增长3.2%,2017年增长6%,2018年前9个月增速超过8%。从投资来源看,2018年9月M2增速下降为8.3%,创造了过去20年新低。我们的社会融资规模及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融资总量增速仅为6.4%,这是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新低。

  即使多次调整统计口径,M2和社会融资还是明显下降,一是新增企业存款下降。新增企业存款下降6004亿元,造成M2超预期回落。由于银行风险偏好较难改善,银行信用扩张持续放缓,信用派生存款也随之下降。二是货币供应出现了内生性收缩。中国的货币供应央行起关键作用,但企业、居民、市场、银行共同对货币创造产生作用。当前除了央行外,其他导致货币供应增长或者下降的因素都在逐渐收缩。三是外汇占款减少。10月外汇储备为30530.98亿美元,环比减少339.27亿美元,外汇储备自今年8月以来逐月减少,从而拉低了M2同比。10月初央行虽然启动了降准等一系列措施,但由于银行风险偏好短期较难发生明显变化,市场对于宽信用信心不足,政策传导还需要一段时间,信用扩张通道仍待打通。从信贷萎缩看,10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6970亿元,环比少增6830亿元,同比多增338亿元。其中,居民部门贷款同比增加1135亿元,而企业及其他部门同比减少639亿元。新增居民短期贷款1907亿元,同比增加1116亿元,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3730亿元,同比增加20亿元。居民部门中长期贷款增长放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当前购房意愿的降低。10月份新增企业中长期贷款1429亿元,同比少增937亿元,新增企业中长期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由上月的28%降至21%。新增企业短期贷款-1134亿元,同比少增1021亿元。企业信贷数据反映了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疲弱,这与10月PMI下降相印证,10月份PMI为50.2%,环比下降了0.6个百分点,是自2016年7月以来的最低值。此外,新增票据融资1064亿元,同比多增1442亿元,可见在宽信用政策引导下,银行对企业信贷投放仍然较为谨慎,风险偏好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从社会融资意愿下降看,10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7288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7141亿元,占社融增量的98%。10月债券融资规模为1381亿元,环比增加893.62亿元。表外融资继续减少,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分别减少949亿元、1273亿元、453亿元,合计减少2675亿元。

  本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较上月下降14766.13亿元,一方面是由于信贷的季节性收缩,另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减少。9月起人民银行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纳入到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中,而9月份地方专项债发行7389亿元,占社融增量的33.5%。由于年内地方政府专项债大部分已在9月底前发行完毕,10月份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868亿元,环比减少6521亿元。10月份社会融资存量同比增速为10.2%,较上月下降0.4个百分点。如果去除地方政府专项债,原口径下,10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6420亿元,受信贷和表外融资收缩的影响,10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仅为9.3%,低于9月的9.7%,可见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进一步萎缩。总之,虽然国内投资依然保持增长,但是全球整体投资大幅度下降明年将传导到国内,因为中国早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经济体,而是一个改革开放40年的市场化经济体。经合组织10月31日发布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全球FDI流量为4320亿美元,同比剧降44%,环比下降35%。经合组织成员吸收外国投资流量降至190亿美元,环比减少36%,为2013年以来最低水平;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降至1650亿美元,环比减少65%。

  2. 贸易战不断加码极有可能导致投资意向中止或疲弱。贸易与投资敏感互动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明显和强烈。贸易冲突经过多次磋商依然久拖难决导致贸易与投资互相影响,致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遭到严重破坏。依靠代工美国产品的企业,在美国本土上游公司的倒逼下或者劝说下,不得不将订单转移到中国大陆以外的车间,甚至转向台湾从而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或者不得不到美国本土、墨西哥、东南亚、非洲等地区投资办厂或收购生产车间。而这种产能外迁可能无法一时实现并且无法可持续,从而将造成贸易紧张和全球通货膨胀。从具体数据看,1-10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7%,低于GDP增速。支撑GDP增长的基建投资仍处于较弱水平,1-10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只有3.7%;制造业投资增长9.1%,增速较8月提高0.4个百分点,但主要投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等高新技术产业,传统制造业整体疲软,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速略有回升,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速降低,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下滑幅度扩大;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9.7%,较1-9月继续下降0.2%,土地购置面积增速与土地成交价格增速仍存在背离,房地产投资增速仍受名义价格因素影响,下滑幅度可能更大,此外新开工面积增速小幅回落。可见,房地产投资进入下行通道,市场对房地产已显露悲观情绪。

  3. 国内外因素综合夹击企业导致投资出现徘徊观望局面。企业面临双重打压,一方面是美国关税增加导致的出口困难,另一方面是国内严管措施导致的生产经营困难。美国客户倒逼企业转移加工车间或者搬迁到美国、墨西哥、东南亚、非洲等地,而企业在大陆已经几十年,难以一时彻底迁出,而且其他地方也难以新建工厂和招够工人。因此,企业和美国客户僵持不下,一直在谈判解决关税化解问题。但是,企业明显感到中美贸易战还没有多大影响,自己却先伤害自己,从而出现投资停滞。

  一是出口难以转内销。加工贸易型企业,严重依赖订单。有的企业虽然已经参与研发设计,但是依然没有自己的品牌,导致一时无法进行内销。有的企业还是不愿意内销,害怕各种三角债,害怕各种成本和税费。

  二是招工难已经持续多年。珠三角本地人不愿到工厂打工只靠开店或者发展各种服务业,因此招工只能靠外地。精准扶贫以后,很多地区靠发展旅游和中央转移支付,贫困地区的青年人不愿出来打工,特别是1990年后出生的小孩宁愿腻着父母宅在家里,安土重迁的思想重新抬头,发家致富的劲头有所减弱。即使工厂包吃包住水电费都免,还是很难招工。已经上岗的工人,还经常受到黑工会左右。一些黑中介以维权的名义,怂恿工人在生产旺季闹事,然后与工人分享斗争所得,工厂不胜其扰,地方政府也清除不了这些癣疥。另外,欧美大客户对履行社会责任以及执行劳动法等情况进行监控,一周最多工作60小时,上六天必须休息一天,不让工人过度加班,而工人远离家乡就想靠加班多赚点钱,造成天然矛盾,也造成工人不愿背井离乡。

  三是资金紧张始终难以解决。外资企业有源源不断的跨国母公司资本,国有企业比较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无法解决。第一,银行机构收紧银根。企业经营旺季是第四季度但银行往往年底开始盘点结账,导致企业旺季时无法从银行贷款,有时不得不铤而走险高额借贷非正规金融。第二,股票市值暴跌。股市暴跌导致上市民营企业大股东质押贷款估值降低,无法接待足够资金,甚至接近平仓或爆仓。第三,出口退税耗时耗钱。出口退税实行申请制度,企业得有专人负责,无端增加雇人成本;国家出口退税政策多变化快,税务人员业务不熟悉,又经常轮岗,且高高在上态度傲慢,有时又先入为主有罪推定,怀疑企业骗取出口退税,另外退税周期十分漫长,这些情况导致出口退税十分繁琐且耗费人力、精力和时间。

  四是社保、环保和安全等各种成本不断攀升。企业突然遭遇惩罚性关税,劳动力工资上升,还面临社保和环保一刀切导致的各种成本剧增问题。全国规定2019年1月1日开始,社保和残障基金由税务部门征收,本来企业都是试用期三个月后才办理五险一金,但是现在变成从用工那天起就得缴纳,导致成本增加。另外,原来各地都为了招商引资和吸引企业留在当地发展,社保和残障基金是减半征收或者打折征收,现在税务局没有减半依据,必须全额上缴,更是增加企业负担。还有,企业为了在贸易战中生存,就得转型升级,无形中就增加核心技术攻关负担。至于环保大督查和安全生产监管,由于政府无法一时提供合规合适的工业园区,企业自身解决环保问题,既增加成本,又因为停工接受检查,整个产业链突然断链,很多企业因此阵亡或者无法履行合同,面临高额惩罚。从国际比较看,实际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持平,名义劳动力成本是越南、印度的三倍多,美国的十分之一。但是美国制造业单位生产率高出我国80-90%,以劳动生产率衡量,美国劳动力成本几乎持平。具体而言,土地成本高昂,地价房租不断提升,建设用地供应逐年下降,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无法解决,中小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接近年息20%,电力价格是美国1.7倍,汽油价格是美国1.5倍以上,天然气价格是美国5倍,外汇管制严格、整体税费负担沉重、物流基础设施滞后,正如曹德旺所说,除了劳动力工资,其他都比美国贵。

  五是外企接班问题十分严峻。外企大都是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企业,也大都是家族企业,而很多企业在华发展已经几十年,创业者大都已经超过六十岁甚至八十岁,而二代们又大都不愿意搞实体经济,因此外商投资的加工贸易企业如何接班和转型升级成为当前困境。在中美贸易战加剧的大背景下,很多知识不高的企业主更是无所适从。

  六是政策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为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没有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匆忙出台临时性应急政策,有些政策不符合法律,从制定到实施没有过渡期,有些政策透明度偏低,执法人员不执行公布的政策和法律,而是根据内部红头文件执法,法律法规解释和执行不一致,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业无所适从,执法部门蛮横执法,造成政商关系紧张。加上地方官更换太快,三年一换届,一个官员一个思路,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强,从而使很多项目中止或变成烂尾工程。

  七是国内资本市场信心不足导致企业融资难。深交所反映,今年以来,国内资本市场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如上市公司质量效益不高,常除权,多配送,少分红;投资主体以分散小型为主,受上一轮股市大跌影响,至今信心不足;流动性不充分,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去收购上下游企业,过度扩张,或去炒房地产,至今股值下跌,处于被平仓边缘;上市方式尚未由审核制真正转为注册制,大多数企业直接融资依然比较困难;虽然不断改革监管模式、完善监管手段,优化监管机制,但是监管成效依然不够理想,强监管严监管亟待加强;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下,业务总量有所回落;上市后再融资创新不足,导致企业融资需求压抑,虽然流动性总量富余,但是金融流入实体经济非常困难;资本市场层次单一,融资工具不够丰富,社会资本转化投资的效率很低,难以满足多元化的融资需求和多样化的投资需求;融资方式和融资环境,与境外市场相比还处在一个相对落后阶段;风险控制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开拓。只有现货市场,没有其他金融衍生商品市场的时期,市场的可投资产品过于单一,投资风险集中堆积,不利于风险分散,市场各参与主体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手段;股权分置使得我国资本市场的资产估值功能缺失,功能的缺失又导致了资产估值体系的不完善;股市不是经济晴雨表而是典型的政策市,股价的波动并非是真实反应实体经济的变动,而更多的是受政策影响而波动的扭曲股价和扭曲估值;股市投资者不仅缺少风险偏好高的规范的私募基金,也缺少风险偏好低的稳健型的长期投资资金。市场中的投资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都是以投机为主,缺乏价值投资者和套利者。机构投资者还违规操控股市,使得散户掉入其预设陷阱;市场不透明不真实,像一个缺乏规则的赌场和寻租场;监管触角不够长不够深,无法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缺乏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以及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不合理,股市和债市没有同时大力发展。总之,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很低,其功能也未做到最大化的价值发挥和有效利用。

  4. 金融危机和贸易摩擦双重影响导致投资信心不足。虽然一些受损严重的,认为自身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离不开,庆幸能够参与中美贸易战,只需政府做好服务保障,市场问题他们会自己解决。这类企业非常乐观,表示一定会继续坚定留下来共克时艰,会努力熬过3-5年时间,绝不外迁,因为东南亚物流成本高、有的国家工会和宗教势力非常强势、有的国家办事效率低下、有的国家熟练技术工人稀少、有的国家营商环境十分恶劣,或者兼而有之,因此企业依然希望坚守。然而,继中兴事件之后,美国将福建晋华集成电路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限制美国对其零部件、软件和技术产品出口,这将导致依赖美国技术和零部件的该公司濒临破产。外资企业特别是其中的电子类和高科技企业为此开始感到焦虑,从而影响继续投资和扩大投资决策。还有很多企业遭受2008年以来的十年金融危机的恶劣影响,导致资金不足,进而研发投入不足,从而转型升级滞后;现在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深度贸易战,再加上民营经济退场论等不良舆论氛围,导致信心严重不足,承接订单十分谨慎,投资也是瞻前顾后。从具体的房地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看,投资下行趋势比较明显。

  第一,政策调控持续,2019年房地产投资动力将减弱。2018年房地产投资全年依然保持了不错增长,但是前期支撑房地产投资的部分条件已逐步弱化。特别是棚改政策力度已经衰减,去库存进入后期,资金紧缩和快速收敛,居民购房意愿丧失,因而房地产将再次陷入困境。

  第二,转型升级和结构挑战,制造业投资出现分化趋势。2018年,制造业投资表现亮眼;但从制造业企业投资意愿和能力来看,2019年制造业投资将面临转型中的分化。从具体的指标观察,PPI中枢下降,表明前期去库存带来的价格红利已逐步消逝,企业盈利水平下降,将导致部分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并会逐步形成分化态势。

  第三,大基建投资将触底回升,但资金收到限制。作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手段,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通过扩大基建投资来为经济托底的必要性增强,预计2019年基建补短板的力度会继续加大,基建投资将触底回升。但要使基建投资对整体投资的拉动作用有明显提升,需要突破资金来源的约束。特别是地方政府受企业盈利和房地产投资下降的影响,税收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将面临下滑压力;同时,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处置尚未进行明显调整,地方政府融资渠道仍会受限。因此,来年的基建投资力度要想大幅增加,就需要对政策做出较大幅度的调整,以突破资金面的约束。从全球债务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年10月9日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全球债务高达182万亿美元,政府和金融机构除外的民间企业及家庭背负的全球债务总额为167万亿美元,与全球金融危机雷曼危机爆发的10年前2008年相比增加了近五成,而全球GDP总量大约才80万亿美元。可见,经济增长的债务密集度越来越上升,支持单位GDP的增长需要更多的金融资源,而利用金融手段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效率已经越来越低。特别是今年4次降准,经济增长效果仍然不明显。全球经济处于债务增长和释放时期,中美两国经济虽然能够保持增长但是金融环境已经不容乐观的时期,以往超常规刺激政策消化期,因而出现了货币海量-银行惜贷-企业不借钱的恶性循环,造成金融流动性停滞,或者货币增长与经济运行两张皮。2018年内已降准4次,最近一次1万多亿,净放出7500亿,如此庞大的货币量堪比美国货币宽松QE。但是因为不愿意房贷,企业因为融资成本高和投资回报率低而不愿借钱。也就是银行和企业各说各话,银行说有效贷款需求不足从而不愿意放贷,企业说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不足从而不愿意借钱,最终造成了一个死循环。

五、中兴华为事件背后的中国技术困境

  2018上半年,美国针对中兴违反禁令向伊朗出售含有美国配件的产品,因此威胁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最后在缴纳保证金、罚款、美国派监督员等限制条件下解除中兴禁令。8月份美国将福建晋华等44家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涉及我国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信息安全建设等核心领域。11月19日美国颁布针对中国14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技术”的出口管制清单征求意见,涵盖人工智能、微处理器技术、先进计算技术、机器人、3D打印、量子信息、先进材料和生物技术等领域。这是一种典型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意味着在这14个领域,其他国家都将中断发展,或者另起炉灶,或者技术路线实现突破,否则永远受制于美国。因为,美国对军民两用和较为不敏感的军品出口进行监管,主要针对涉及国家安全和高技术范畴的出口,旨在确定哪些是“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从而严格限制外国企业和投资者获取美国新兴和关键的技术,以维护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2018年12月美国下令引渡过境加拿大的华为高管孟晚舟,声称华为违反禁令向伊朗出口管制产品。除此之外,美国禁用华为5G产品,并且多次刁难华为在美国开展业务。同时逼迫德国等国家禁用华为产品。美国通过技术管制清单、精准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实体企业管制名单等手段,使缺乏独立自主的中国企业面临十分严重的技术危机。

六、各行各业不景气预示的中国信心困境

  中美贸易战使中国当前经济困难集中表现出来,使中国2008年以来政策负面影响集中释放出来,但是中美贸易战不是唯一因素,而只是集中爆发的一个凭借。可以说,中美贸易战带出了中国“外贸乏力+投资恐惧+消费谨慎+技术受限+金融动荡”的各行业不景气,从而出现了集体焦虑和信心危机。中国经济仍然停留在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基础上,而不是生产效率基础上,从而导致了低下的分配效率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底层人士发家致富希望渺茫起来;房贷负担、股市暴跌,使得中产阶级被稀释;债务、成本负担和盈利性减弱,使得企业大批倒闭,出现经济锈带;制造业陷入欧美发达国家的重新竞争,也面临越南、墨西哥等国家的分流,陷入了被围追堵截的困境;政府创造力差,被房地产绑架,在土地财政失灵的情况下,手中捉襟见肘而惊慌失措,迷失了发展方向;金融机构虽然流动性充足甚至过剩,但是由于各大产业盈利性不理想、房地产投资受限、企业金融属性不足,加上贷款终身追责制,即使央行通过降准降息等方式放水,流动性梗阻和流动性坍塌现象十分严重。企业作为生产经营的市场主体,政府作为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氛围的市场主体,个人作为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主体,集体出现了迷蒙渺茫和焦虑忧愁,从而严重影响了预期和信心。

  可以说,中国对外出现了外交危机,中美两国处于修昔底德陷阱边缘。1月初中美两国谈判已经结束,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切实有效的停战协议,但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冲突必将层出不穷,按下葫芦浮起瓢;对内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迹象,特别是已经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主要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虽然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些宏观层面的陷阱还无法确认,但确实出现了四大微观陷阱。一是生产率陷阱,即收入福利水平过快上涨,与劳动生产率提高脱节。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城镇职工工资年均上涨13.2%,劳动生产率上升11%,这最终将形成债务危机。二是服务业陷阱,是指在进入高收入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之前,制造业过早退出主战场而让位于服务业,使制造业的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制造业对于中国意义重大,是就业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但中国过早出现后工业化现象。三是刘易斯陷阱,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已经转为下降。中国总和生育率早在1990年代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18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近年来总和生育率只有1.1-1.2左右。即使2019年马上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但不改劳动力下降的整体趋势,未来30年适龄劳动力将下降1.5亿以上。四是塔西佗陷阱,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因此改革失去了共识,出现了撕裂,从而极大影响了预期和信心。

  作者:杨枝煌,北大经济学博士,中国首位法金融学博士后,历任商务部处长、云南省贸促会会长助理等职,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长期关注中国经济金融热点问题研究。

  文章内容不代表大国策智库观点。

来源时间:2019-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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