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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键:“令和”遮盖不住中日文化交流的辉煌历史

来源:大国策智库   作者:胡键      2019-05-08
  4月1日,日本公布新年号为“令和”。按照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的解释说:“‘令和’来自于日本的古代典籍《万叶集》中的‘梅花颂’”,即“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诗经》。所收诗歌多为自4世纪至8世纪中叶的长短和歌,其成书年代和编者历来众说纷纭,不过多数为奈良年间(公元710—794)的作品。也正因为如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当日特别强调《万叶集》的魅力,称《万叶集》“收录了从防人(日本古代戍边的士兵)至农民广大阶层的人们所作和歌,是象征了我国丰富国民文化及长久传统的国家典籍”。安倍还说:“日本正迎来一个根本的转换期,为了反映日本人的新精神新时代,我们最终决定从日本的典籍中选用新的年号。”那么,日本官方如此强调“令和”的日本色彩,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中日文化关系史,因为历史往往对未来有某种昭示。

日本遣唐使,情系唐诗人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风俗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秦汉时期稻作文化传入日本,唐朝时期儒学传入日本,宋元时期饮茶习俗通过荣西之手传入日本,无论是物质方面、精神方面,还是国家制度方面,中国都在全面地影响着日本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可以说,中日两国风俗文化的相互关系异常紧密。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日本的遣唐使。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约264年的时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九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其中最有名的则是第八次(公元717年,即唐开元五年)遣唐使之一的阿倍仲麻吕。到达长安后不久,阿倍仲麻吕就入了国子监太学,他在太学毕业后参加科试,一举考中进士。阿倍仲麻吕作为一个外国人,取得进士的桂冠,说明他的学识确是出类拔萃的。阿倍仲麻吕和唐朝著名诗人王维、李白等都有过亲密交往。他曾经送给李白一件日本裘,李白很受感动。阿倍仲麻吕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晁衡。753年,晁衡以唐朝使者的身份随日本访华的使者藤原清河等人分乘四船回国,在琉球附近遇风暴,与其他船只失去联系。当时误传晁衡遇难,李白便写下一首诗来悼念他(李白·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而在此前,由于听说晁衡要东归探亲,临行前,玄宗、王维、包佶等人都作诗赠别,表达了对这位日本朋友深挚的情谊,其中以王维的诗写得最为感人(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这不能不说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观。

鉴真东渡传佛法,面西圆寂东瀛

  扬州大明寺建于南朝,清乾隆巡游扬州见到“大明”二字不舒服,将它改为“法净寺”。1980年,为了迎接鉴真大师像回扬州探亲,该寺又重新恢复为“大明寺”。鉴真,扬州人,俗姓淳于,生于公元688年,后出家修佛。公元742年,鉴真在大明寺讲授佛法,两名日本高僧从长安赶到扬州参见鉴真,并遵日本天皇之命邀请鉴真大师赴日本传授佛法。

  日本之所以邀请鉴真去传授佛法,这里还有一个故事:佛教大约在公元五六世纪从中国传入日本,并很快被尊为日本国教。但是,日本的佛教徒只知道经文,却不知道佛教戒律,以至于日本僧侣不遵守戒律。在奈良时代,日本僧侣享有特权,凡是拥有特权的阶层,往往就会荒淫无度。公元761年,僧人道镜以看病禅师的身份为孝谦女天皇治病,结果发生乱伦之事。而在民间,日本僧人抢占民女的现象更是累见不鲜。鉴于此,日本朝廷命令遣唐使邀请杰出的唐朝高僧戒师到日本传授戒律。

  不过,按照唐朝的法律,严禁僧侣出国,所以鉴真大师到日本并非是官方派遣,而是私下偷渡。从公元742年到754年的十余年中,鉴真七次东渡,有的因同行者告发而失败,有的因触礁船沉无功而返。直到公元754年,鉴真已经66岁高龄,乘日本遣唐使回国的船而终于到达日本萨摩国(鹿儿岛),从此开始了他近十年的传授佛法戒律的传奇经历。鉴真最后于公元763年(唐广德元年)在唐招提寺面西圆寂。鉴真大师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为了到日本传授佛教戒律而付出了极大的艰辛,最终把日本作为其人生归属之地。这不能不说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传奇。

习汉字、创文字,开启日本文明史

  日本最初没有文字,据中国《隋书》记载,日本因“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百济是日本群岛上的一个小国。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约当公元3世纪末叶,即248年),王仁从百济渡日,献论语十卷及千字文一卷,是为汉字汉学传入日本的开始。自汉字输入日本后,历经岁月,迨至8世纪中叶,日人始用汉字楷书的偏字,造成片假名,又用汉字草书的偏旁造为平假名,以为注汉字音及标注日本语音之用。这大致算是日本文字的文明史的开端。而正是在日本文字创造以后,日本才开启了写史作文的历史进程,大约在公元8世纪前半期,日本皇宫先后编出两本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8世纪后半期,出版了日本的“诗经”《万叶集》。

  隋唐时期,由于中华帝国的开放、包容、繁荣,泱泱大国风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上对周边地区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万邦来朝的盛况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对外浸染的过程。在隋朝30多年的历史中,日本派出了五次遣隋使团,这些使团回国时携带了大量的书籍。到唐朝,更大规模的日本使团频繁来访,前后共有十九批遣唐使,带走最多的也是书籍。由此可见当年日本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也可知道日本受隋唐文化的影响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笔者有幸在2016年到日本讲学,深深地感到唐文化在日本保留完好,这是中华文化之幸;而在中华大地上,饱满丰实的唐文化竟然很难觅得踪迹,这也可说是中华文化不幸的一端。大量的隋唐书寄运到日本后就藏在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这里不仅有来自中国的各种书籍和其他宝物,也有来自希腊、伊朗、罗马、埃及等国的各种书籍和文物。因此,有人认为“正仓院是丝绸之路的终点”。当然,此乃就正仓院所藏之物种类之多之一说而已。

去汉字化、去中国典籍化:日本文化发展的巨大风险

  日本的书写表达最好的方式是汉字表达,日本的历史文献也是汉字记载。然而,近代以来,日本经济发展迅速,现代化进程比中国开启更早且更加发达。因此,日本一些人士开始产生了某种文化自负感,主张“去汉字化”,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越南、朝鲜、韩国先后推行“去汉字化”以后,日本各界“去汉字化”的呼声也甚嚣尘上。越南、朝鲜曾经是中国的属国,汉字的使用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被迫的,但日本不同,日本使用汉字纯属是自愿,是把汉字当成了自己的语言,已经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日本历史上数次出现的废除汉字运动都失败了。这说明,日本文化的根是汉字表达出来的,所以汉字实际上也是日本文化的“基因”。

  关于日本年号的取材问题,实际上自公元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在过去的247个年号中,辨明出处的均出自中国古籍,其中多数是四书五经等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献。“令和”新年号的出处虽说来自于《万叶集》的梅花颂,但日本官方刻意强调来自于日本典籍,目的就是要“去中国典籍化”。问题是,能够绕开中国典籍吗?回答是否定的。连日本学者都不得不承认,“令和”恰恰印证了日本文化传统源于中国文化的事实。据东京大学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教授小岛毅介绍,730年(天平2年)正月,在今福冈县任大宰府长官(大宰帅)的大伴旅人于自宅办了宴席。席客以“落梅”为题作歌32首,而歌序中的“初春令月”“风和”便是日本新年号的出处。这篇序文以中国东晋政治家、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范本,《兰亭集序》中有“惠风和畅”一言表达清风徐来时心情的平静、祥和,大伴旅人的歌序中用词与此相同。关西大学研究日本上古文学的教授村田右富实认为:“(新年号)典故出自6世纪中国南朝梁的全30卷诗文集《文选》中所辑东汉张衡作的《归田赋》。”其中就有“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一段文字。还有诸多此类论述,不必一一枚举。这已经足以证明,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绕不开的传统。

  文化是一个社会的遗传密码即“基因”,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时候是显性的,有时候是隐性的,但无论如何社会都无法独立于其而存在。日本官方在新年号上刻意强化其日本典籍色彩,颇有点像是在“编辑基因”,通过“编辑基因”来改变自身文化传统,这不正是日本文化发展的最大风险吗?

  作者:胡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章内容不代表大国策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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