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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进:中亚各国领导人更迭政治稳定

来源:大国策智库   作者:杨进      2019-01-17

导语:在“一带一路”与我国西部安全中,中亚国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出去的第一站,也是我们的一个安全屏障。但当前中亚国家目前普遍存在威权主义的特征,带来了中亚政权更迭的不稳定性,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西部安全与周边外交,也关系到一带一路能否从中亚走出去与中国投资安全。在“一带一路”战略不断推进,国际合作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中国应精确了解对方的需求,消除“一带一路”上的可替代性,加大对机制建设的战略关注,实现精准合作。


中亚国家目前普遍存在威权主义的特征,这和国家政权运行的不稳定性,有着直接的联系,甚至一定意义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前苏联解体以后,新成立的五个中亚国家当中,截止目前有两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领导人没有发生过更替,分别是1991年上台执政的纳扎尔巴耶夫,以及1992年上台的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特殊一点,两个老总统先后去世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2016年去世,土库曼斯坦总统2006年去世,实现了这种自然生命周期更替。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颜色革命以后,阿卡耶夫下台,实现第一次政权更迭,此后经历了三任总统,目前国家整体向议会制发展,内部斗争依然非常剧烈。可以看出,这五个中亚国家的领导人更替,对其政权稳定的影响非常显著。 


一、威权主义为什么不稳定?

威权主义的不稳定性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在独立27年来逐渐固化,阶层社会流动已经产生了严重阻碍,社会结构的内生张力使得政治进入不稳定状态。

第二,腐败严重在中亚国家普遍存在。透明国际的数据显示,五个斯坦均列在140名之后,其中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甚至排名到160多名。这些国家腐败问题相当普遍而且比较严重。 

第三,高层权力斗争非常尖锐,经常导致权力失衡,这一点在吉尔吉斯斯坦表现尤为突出。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的权力斗争,与其独立后的政治架构有关,即确立了三权分立、自由选举、新闻自由的原则,从体制上给权力精英创造了较多权力分享渠道,使他们有机会觊觎最高权力,而民主机制及其运行尚未成熟。

第四,27年以来政治转型进程中,产生了民主自由的启蒙,出现了市场力量,确立了民主原则,但在实际政治运行中存在权力集中和权利分散二元化现象,造成官方控制和民间力量之间一种内生的张力性矛盾,这也导致中亚国家威权主义政治呈现不稳定和不确定状态。


二、四种中亚国家领导人更替模式

首先,是生命周期的自然更替模式。土库曼斯坦第一任总统尼亚佐夫于2006年去世,当时中国学者担心土库曼斯坦国内发生动荡,影响到两国的能源、安全合作,但并未发生。这与其内部因素有关。当年在长老会的保驾护航下,别尔德穆罕默多夫顺利接手政权,没有发生任何动荡。

乌兹别克斯坦在上任总统卡里莫夫2016年去世以后,也实现了第一次权力交接,米尔济约耶夫继任。当时中国学者也非常担忧,乌兹别克斯坦能否顺利平稳地实现权力交接与过渡,高层精英能否实现团结,新领导人的权威能否足以掌控局势等问题。但事实上米尔济约耶夫当选以后,以最快速度牢牢掌控了乌兹别克斯坦局势,而且还在老总统的总体战略思想下,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改革思想。目前中亚地区无论从外交还是从整体的地缘政治形势,在乌兹别克斯坦新总统的改革推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是颜色革命的政权更替模式。

在中亚地区范围内,吉尔吉斯斯坦是第一个实现了多次政权更替和领导人更换的国家。2005年爆发的郁金香革命,导致时任总统阿卡耶夫下台;2010年,巴基耶夫政权又被街头革命推翻,出走国外。2010年之后,吉尔吉斯斯坦经历了多次政治调整。奥通巴耶娃上台以后,开始推行总统制向议会制过渡。目前来看,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之后经过了阿坦巴耶夫和热恩别科夫两次权力交接。2017年从阿坦巴耶夫到热恩别科夫的过渡,是目前在中亚国家首次在宪法框架之内、按照宪法秩序、通过自由选举实现领导人更替的政治实践。

第三,是宪法框架内的有序权力更替模式,指2010年之后,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从奥通巴耶娃到阿坦巴耶夫、再到热恩别科夫,在宪法的框架之内实现这种平稳的过渡。前两次权力更替要曲折一点,最近一次从阿坦巴耶夫到热恩别科夫,则是非常有序地通过议会斗争,然后实现了权力顺利过渡。当然,吉尔吉斯斯坦当前还面临新问题新挑战。

第四,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未发生过权力交接。目前两国总统年龄都比较大,他们的身体状态以及接班人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塔吉克斯坦目前正在进行权力布局,国内外有学者猜测拉赫蒙的儿子有可能成为未来接班人,但这只是一种猜测,现在难以判断拉赫蒙总统到底是自己继续参选第六任总统,还是在新选举中把权力传递给他的儿子。

有媒体报道,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几年前曾经做过一次小手术,但是现在身体健康,继续担当总统并无大碍。俄媒曾指出,纳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婿多年前因为有篡权野心,直接导致与其女儿离婚,并险遭逮捕。外界猜测较多的是,现任总理萨金塔耶夫有接班可能,但尚不能确定;从哈萨克民族信仰与传统看,女性接班人的可能性很小,可以基本排除他女儿接班的可能性。

但是无论谁接班,地缘政治决定了国家利益,中亚国家毫无疑问应该是“亲俄”或“亲中”。要确保其国家利益,政治接班人就必须是这么一个人物,他不会轻易地“反中”。


三、中亚政治稳定的核心问题

威权主义政治目前是中亚国家的普遍特征,其产生有着前苏联制度和观念基础。克林顿提出过一个观点,转型国家实现民主巩固的过程,实际上与其前期的政权类型是有紧密关系的。苏联集权主义政治体制的观念具有延续性,对中亚国家领导人有重大影响。目前,中亚掌权的精英阶层主要还是脱胎于前苏联时期的党、团精英,他们在政治观念上具有前苏联的集权主义特征。中亚政治稳定的核心因素除了威权主义政治的不确定性,主要还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的现实因素。

第一,精英集团内部的团结问题。近年来,虽然中亚国家的总统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尽量把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到总统周围,但实际上这些国家还是存在一些天然派系。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存在所谓塔什干派、撒马尔汗派等;哈萨克斯坦有大、中、小三个玉兹,还存在着首都派和老首都派。精英集团中的不同派系能否团结对各国政治稳定产生着重要影响。

第二,权力分享的路径和模式。在政党政治中,多党政治、议会政治,包括政党、政府部门内部的一些重要职位的安排,往往与国家内部的派系、部族、与总统的安排、权力的内部平衡等都有直接关系。吉尔吉斯斯坦政局长期不稳定,与其南北矛盾,派系间权力妥协与分享的模式及路径有关。

第三,领导人的个人魅力。除哈萨克斯坦之外的其他中亚国家中,领导人的魅力呈代际衰减趋势,第一代领导人的威信明显高于第二代领导人。随着老一代政治家退出政治核心,制度稳定的重要性远远超越领导人个人魅力维持的稳定。

第四,中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目前,中亚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贫困、失业、就业、青年人问题在这些国家比较突出。2018年,除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其他几个国家都不是很高,乌兹别克斯人均GDP约2110美元;吉尔吉斯斯坦人均GDP约1160美元,塔吉克斯坦人均GDP只有790美元。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国内矛盾非常突出。

第五,政治西方化,现代政治构架,以及成长在苏联解体以后的年轻人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对各国意识形态形成多元化冲击。随着时代变迁,年轻人在政权交接时期对新一代领导人及其改革的认同呈下降态势。

第六,大国介入的影响。中亚国家处于地缘政治争夺的核心地带,无论是美国、欧盟、日本还是俄罗斯,大国历来在中亚投入巨大力量。在政权交接的敏感时期,会受到来自大国的压力。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颜色革命时,当时的阿卡耶夫之所以能够被赶跑,就跟当时的普京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有关系。所以大国在政权交接时期会对中亚国家的政权稳定产生直接冲击。


四、中亚政权更替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

在“一带一路”与我国西部安全中,中亚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们出去的第一站,也是我国的一个安全屏障。所以中亚国家政权交接时期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的西部安全与周边外交,关系到“一带一路”能否从中亚走出去,并保证中国的投资安全。

中国与中亚的合作有成绩,有前景,但是在客观上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也与中亚国家的利益博弈相关,中国应精准了解对方的需求,消除或者降低“一带一路”上的可替代性。另外,中俄在中亚国家也存在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关系,中亚在俄罗斯的观念里面还是它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国无论以上合组织还是“一带一路”的方式,想要全面深入合作,应该有一个清晰的界限与谋略。

那么边界在哪?这就需要低调。“一带一路”提出的这个过程,体现出一个强势的战略态势,就可能引起反弹,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目前“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仍然需要精准合作。个人认为,应当加大对“软的方面”的战略关注,即机制建设方面。 比如美国并没有跟中亚的陆路连接,俄罗斯跟阿富汗也没有相邻,但是美国和俄罗斯为什么在阿富汗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一些机制性的安排。比如各种安全会议机制,我们中国实际上也有能力建立起来,比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阿富汗联络小组,或者其他的类似机制,恐怕还会更节省成本,毕竟修建一条路不等于就能够渗透进去影响力。还包括我们跟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道路设施合作,投入产出可能存在问题,需要认真评估。 

至于可替代性的问题,“一带一路”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日本也可以替代我国。我国企业过去的投资,更多和当地政府合作,很少和地方的民众合作,我国的援外资金和NGO很少联系,最后资金和项目主要也还是给了当地政府,这有可能滋长当地官员贪污腐败的可能性。在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很少关注公共基础设施,很少关注当地医院、学校建设,导致当地民众认为中国项目无非是在开发矿产,掠夺资源,污染环境,给地方民众带来的利益有限。所以我们在合作中要努力实现精准化,要跟对方的需求对接,了解对方需要什么,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尤其注重社会效益。


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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