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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正: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来源:《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2020年10月   作者:陈方正      2020-10-26
【导语】整三十年前,我们在创办《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这样说:“在本世纪,中国人心里曾多次燃起希望的火炬,可是,暴风雨中它并不能持久,一次又一次晃动,闪烁,终告熄灭……中国,有这样悠久文化传统,这样优秀人才和庞大潜力的中国,又再一趟遭到挫折,陷入危机之中了。”当时我们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波折重重……总的来说,建立新文化的决心和努力不足,恐怕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将“建设一种多元的、有前瞻性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定为本刊的信念和努力方向。三十年如流水般过去,其间中国再次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出乎意料的是,这虽然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进步,却也再一次产生重大危机,再一次把中国带到历史转折点上。因此,在此时刻重新审视我们当日的信念,并且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作更深入讨论,应当是再也适当不过了。

 

01  中国的巨大变化


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究竟发生了些么样的变化呢?


简单地说,它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31.3倍,跃居世界第二,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则居世界之首。当然,那是由于人口庞大:中国的人均GDP现在刚超越1万美元,发展水平仍然略低于中等国家。


但这个变化仍然是极其惊人的:在同期,中国的城镇化率激增至61%;中产阶级达到全国人口的39%,即5.45亿,超越了美、日、德三国人口之总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和最大旅游出口国;工业生产值和贸易出口值都稳占世界首位。


支撑如此强大生产力量的是基础建设:中国电力年产量现占全球总值26.7%,约略相当于其次三国之总和;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分别建成总长15万公里和3万公里的全球最大网络,后者更占全球总里数三分之二。


与此同时,中国人的体魄也强壮起来,不仅在奥林匹克赛场上表现优异,预期寿命也从69岁提升至76.7岁,超越世界和许多地区的平均值。在高科技方面,中国虽然还落后于欧美和日本,但在移动通讯、超级计算机、太空技术、衞星定位等领域却也达到前缘水平甚至领先位置了。

 

统而言之,和大多数人当年的预期完全相反,在这三十年间中国取得了非常迅速和全面的进步。但这个巨大变化到底是如何得来,它的意义何在,为何反而导致了新的危机,而知识分子今后又应当如何为自己定位?这是我们要在下面讨论的一连串问题。

 

02  中国为何能够走向富强? 


中国如此庞然大国,在列强冲击下受贫弱困扰将近两个世纪,现在短短数十年间陡然脱胎换骨,走向富强,那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情。它何以能够致此,是必须认真探讨的。


我们将发现,这其实有许多不同层次原因。其中最切近的,当然莫过于1978年底定下的改革开放政策,亦即放弃自力更生,打开门户,转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习,从而改革体制,“与现代世界接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就是体现这个政策最关键、最具象征性的一步。


然而,奉行类似政策甚而受西方积极提携的国家很多,为什么中国能够像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一样大获成功,而中东、南亚、东南亚、拉丁美洲等许多其他国家却徘徊歧路, 踌躇不前呢?有人将此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亦即中国人之自律、刻苦耐劳、注重教育、力求上进,以及它稳定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那当然不错,所谓“东亚文化圈”优势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概都就是指此。

 

但这样从外面看并不足够,因为我们不能够忽略俄国这个显著的反例。它虽然历史不及中国悠久深厚,却累积了将近两百年虚心向西欧学习,而且大获成功的经验。更何况,在苏联瓦解之后,它全面和彻底地转向西方,完全接受民主选举和保障私有产权这两个制度,并且起用大批西方学者,以引进资本主义体制为国策。然而,这个破釜沉舟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不但没有带来进步和富强,更导致了经济倒退、人口锐减的大灾难。


反而,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虽然卑之无甚高论,却显示出极大的智慧。说到底,巨大如中俄两国,其体制改革必然是高度复杂、史无前例的创举,因此必须谨慎缓慢地视乎实际情况来逐步尝试、探索,并且在每个重要关头作出独立判断。西方先进经验固须借鉴,却不能够简单移植,而需要缓慢吸收,也就是主动消化、选择、修订以适应实际情况。这是个艰辛、缓慢、痛苦、绝不能够省略的过程,中国成功的关键即在于此,俄国自彼得(Peter I)和叶卡捷琳娜(Catherine II)两大帝以至叶利钦(Boris N. Yeltsin)总统的失败,其根本原因恐怕同样在此。

 

庞大如中国的那样一个政治体系,如何能够实现如此复杂的外来知识、体制之引进、衡量和本地化呢?很显然,强大和具有坚定目标的中央政府是先决条件,但那并不足够,它还需依赖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事业中一直非常活跃:他们不但在各自专业领域努力吸收国外信息和推动创新,更在许多不同层次协助政府形成明智决策。换而言之,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全面合作与互动,是改革至终能够成功的关键。


当然,在中国这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如所周知,近两百年来中国的自强、维新、改革、革命、新文化等连串重大运动,就都是由当时的知识分子即士大夫推动,而毫无疑问,他们则是承接了宋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这个传统的渊源更可以一直追溯到汉代。


因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不仅仅在其对个人素质的熏陶,而还在于它所塑造的、深入人心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与理念,即国家以知识分子为基础,知识分子承担国家命运,那是超越地域与民俗,而承载于中国文化整体之上的。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体制前后凡三变,这个传统理念虽然饱受冲击而曾经一度崩溃,却仍然蛰伏在文化意识底层,一旦如同1978年那样暴露于新的政治气候,就迅速复苏和发挥无比巨大的作用。

 

反过来看俄国,在历史上它相当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是东正教教士。他们与广大民众关系密切,并曾经在极其艰困的环境中领导多次抵御外侮的运动,因此无异于国家灵魂之所寄。然而,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东正教会便成为教宗与沙皇反复斗争的牺牲品,至终被压制而完全失去活力。此后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虽然在专业上十分出色,文化上却缺乏传统的滋润而显得飘荡无根,由是政治上便只能够依托于外来意识形态,而不断地走向激进。


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即在于丧失了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国家建构意识与承担。因此,知识分子的文化意识与对国家命运之承担,是中国能够复兴的一个最根本原因。

 

03  巨变为中国带来了什么? 


近三十年的巨变令人振奋,但它到底为中国带来了些什么,那还需要仔细分析。


就国内而言,最直接和明显的,自然是相当部分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得以享受现代科技成果,而广大民众也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脱贫”,这是个举世公认的了不起成就,绝不容轻视。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场变革,中国终于从将近两百年的挫败与屈辱中站起来,重新获得尊严和自信,并且由此而摸索出一个持续发展、蜕变的模式,因此在可见的未来,譬如说今后三十年间,达到先进发展水平已经不再是空想。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清:生产力和经济成就是发展的基础,却并不是一切。中国目前的大发展是以放弃政治改革,压制言论自由以维持稳定局面换回来的,其代价是知识分子丧失了相当大部分功能,以及社会下层承受大量不公正待遇,由是使得怨愤不断累积。


当然,有不少人认为,为了快速发展,这些问题无可避免,它们将来会随着社会变得富裕而自然消解。但真就是如此吗?还是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和制约呢?那样的可能性是不容抹杀的。

 

就国际而言,经济大崛起无疑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为它赢得了国际上的重视和尊敬——当然,疑虑、恐惧乃至敌意也就随之而来,当今中美之间的全面激烈对抗方兴未艾,实际上已经成为无硝烟战争了!


美国的霸权行径有许多先例,它在1980年代强加于其他先进工业国家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以及最近不择手段阻止“北流二号”(Nord Stream 2)油气管道的兴建就是两个最显著的例子。它对于盟友尚且如此横蛮箝制,对于体制、文化、理念截然不同,而经济总量则寖寖然即将超越自己的中国,自然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理,而必然要如目前般不惜一切来全面压制。那是中国蓬勃发展的必然后果,而绝非美国何党派主政,或者中国在贸易上作何让步,甚至在体制上作何调整,所能够改变的。

 

所谓“匹夫何罪,怀璧其罪”。我们必须认清一个关键事实: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潜能现在已经充分显露出来,而中国人口(14.0亿)远远超过整个第一世界,包括英、美、加、澳、纽、欧盟以及日、韩、俄之总和(12.4亿)。


因此,倘若中国以目前的态势继续发展下去,至终必将左右甚至支配整个世界,其压倒性力量将远远超过今日之美国。对于这个前景,其他发达国家可能只是感到害怕和无奈,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即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则绝不可能接受,而必然要如它目前所做的那样,联合一切力量,穷尽一切方法来阻挠、对抗、打压。这不折不扣就是它的“存在之战”。

 

国际政治是现实的,美国当初之所以接受中国加入WTO,也就是让它融入其所主导的世界,其实完全是基于战略考虑:一则是在越南战争大败之后需要联合另外一个大国来对抗苏联,再则是看中了中国的庞大市场,最后则希望藉此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即使这个企图失败也无妨,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倘若坚持社会主义体制,则不可能提高经济效率,也就不足为患。


它的第一个盘算不错,因为大约十年之后就赢得了冷战胜利,但其余的想法则显然大错了,而那正就是美国发动贸易战争,甚至不惜损害本身利益,以坚壁清野战略来与中国全面“脱钩”的原因。


在它的巨大压力下,整个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无可避免地转趋复杂多变,今后恐怕还将不断受到困扰而逐渐冷淡下来。在这严峻形势之下,中国一再宣示扩大与各国交流合作的决心,并且以多种实际行动来吸引外资,包括开放利润丰厚的金融业和保险业,但是否能够就此扭转局面,长远发展如何,都尚在未知之数。统而言之,中国的大发展打破了现有国际格局;旧局既破,新局未成,其间的碰撞推移就是当今大混乱、大危机的根源。

 

04  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基本矛盾 


如上面所说,改革开放惊人的成功已经在国外引起巨大反应和阻力;不但如此,而且它是个双向过程,所以本身和中国现行体制也有潜存矛盾,倘若照目前的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难免对后者造成冲击,并且因此而受到制约。

 

让我们从最浅近的问题开始谈起吧。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鼓励国人出洋留学,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学生输出国,2017至2018年间,每年达六七十万人。然而,学成归国的学者人数,却只及同年出国人数的七八成,至于学术领军人物选择归国定居的,更属凤毛麟角。


换而言之,鼓励出国留学造成了严重和长期的“脑流失”(brain drain)问题——事实上,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欧洲各国也都深受其困扰。国际上的剧烈人才争夺是世界性现象,而左右人才去留的因素很多,家国情怀和薪酬水平仅仅是其中一部分,除此之外,文化氛围、社会活力、言论空间等虽然是间接和无形的,其实也同样重要。毕竟,对大多数才华洋溢、富有创造力的人来说,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宽松自由、不会处处受到掣肘的工作环境,以容许他们的新观念得以尽量发挥。因此,讲究纪律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容或有利于保持稳定,但对吸引高端人才却极其不利。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来,这矛盾是必须解决的。

 

其次,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发展,但那却会反过来冲击集权体制本身。现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之间的人员流动量极其惊人:2018年出国旅游者达每年1.5亿人次,来华旅游的外宾,来往求学、经商、工作者也以数千万计。这巨大人流加上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电子媒体,必然会在中国与世界各地之间造成习俗、品味、思想上的相互瀰散、渗透,从而影响国人的深层次观念和倾向,包括对个人自由、伦理关系、社会习俗、政治追求的理念和判断。迄今为止,这些影响好像还不太显著,还完全能够为现行体制所控制。但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基本观念的变化必然会继续累积,中央也因此将会需要不断加强控制力度以维持稳定,由是体制本身与社会之间的日益疏离和对立也就难以避免。

 

从以上两个问题看来,倘若要继续扩展和深化改革开放,那么中国至终恐怕不能够避免考虑其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本身之改革。这是个极为敏感和复杂的问题,没有人能够清楚知道应当如何进行而不重蹈苏联的覆辙。更何况,政治改革不仅终极目标重要,变革过程本身也同样重要,它们都同样是问题的一部分。


很显然,我们无法在此讨论如此重大问题,但有两个基本原则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中国需要借鉴西方发展政治体制的丰富经验和理论,但绝不应该,也不可能简单地移植或者抄袭西方体制,而必须寻求自己的独特解决方案。这显然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和困难,需时也将更长,但为了民族复兴,也是迟早都必须跨出的关键一步。

 

05  改革开放的终极意义 


从更宽广的角度看,上面的讨论不免令人想起另一个问题:中国拥有极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超过整个西方世界的人口,现在经济也蓬勃发展起来了,国际贸易上更是大量“出超”,却为何在文化、艺术、思想的交流上总是严重“入超”,总是害怕受到外国理念的颠覆而丧失主体性,因而要花大量资源和精力处处加以防范呢?这并非通过政策或者体制调整可以解决的小事,而是根本性问题,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张和深化,它只会愈来愈严重。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追问,造成文化理念“入超”或者所谓“软实力”不如西方的根本原因到底何在。

 

这可以从两方面看。比较切近现实的是,出于维护稳定和掌握民心的考虑,中央政府往往致力于宣扬狭义的传统文化和爱国理念,并且以这个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和管制书籍、报章、杂志、戏剧、电影、教育、电子媒体等各种文化载体,以致在今日经济如此蓬勃的局面下,文化的发展反而显得异常单调和停滞,不能够对世界各地发挥与国力相应的冲击力。这是十分可惜而又可悲的事情,其关键就在于文化的判断和发展不可能由小部分行政官员承担,而应该归还给文化人,也就是广大知识分子,那样它才可能获得旺盛的生命力,才有可能影响世界。当然,这也就意味,言论自由的尺度必须放宽,否则一个繁荣蓬勃的文化环境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退一步从历史上看,则必须老实承认,所谓“现代世界”根本就是由欧洲文明造成,因此它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音乐、伦理观念、政治观念等等,以至各种学术发展方向,也莫不是首先出现和蓬勃发展于西方,然后扩散到全球的。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继续努力吸收和消化他们所创造的这个现代文明。


其实,以中国的庞大人口和经济基础,以及中国人的勤奋才智,这肯定是可以做到而绝不需要担心丧失民族归属感或者认同感的——以日本不及中国十分之一的人口,经过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脱亚入欧”运动,他们的传统尚且没有丧失之虞,甚且因此更为焕发,为何中国反而需要担心呢?所以,问题的症结其实在于过份强调统一思想的必要。国家施政或者发展策略固然需要有一定方向和目标,但就更广泛的、渗透于整个社会的文化而言,则必须依赖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和判断,他们在过去近两个世纪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巨大贡献就是这一点的最好说明。

 

说到底,长期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意义是:中国承认自己总有不足,因此需要向全世界学习,不但今日如此,日后也应当如此,所以这是长期的吸收、改进,而非短期的“恶补”。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把这个大道理讲得再浅白、再透彻没有了。


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把这个基本国策用于科技与经济而获得极大成功,在将来,则应该把它推广到学术、文化、艺术、音乐、习俗乃至政治体制等所有其他层面,这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突破和民族复兴。


虽然中国目前的体制带来了三十年空前蓬勃的经济发展,但还不能够就此认为已经完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大量的成功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以种种不同方式,或明或暗地移民海外了。


因此,必须承认,中国其实还有许多可以借鉴于西方国家,可以通过仿效、吸收它们的经验而改进的地方,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带来的宽松自由环境就是其中之大者。我们不可忘记,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不断地吸收域外事物、哲理、观念、风尚、人才,这才得以壮大、丰富,才得以造成汉唐盛世的。“有容乃大”是我们经常挂在口边的老话,它本来仅指个人修养,但推广到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整体,意义当更为重大。

 

06  当今知识分子的使命 


那么,在今后更宽广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知识分子究竟还有些什么与前不同的责任、功能是应该担负起来的呢?


倘若我们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比较,则他们的功能,特别是在引进、阐扬新学说和对传统发起激烈批判这两点上,的确颇为相似——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就将胡适比为“现代伏尔泰”。


然而,近代中国虽然不乏扭转时代风气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之辈,也尽有在考古、古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中具开创能力的第一流学者,却独有一块空白至今无人尝试也因此未能弥补,那就是政治理论的创新。我们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霍布斯(Thomas Hobbes)、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更不要说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边沁(Jeremy Bentham)、穆勒(John S. Mill)、马克思、罗尔斯(John Rawls)。这些名字令我们肃然起敬也望而生畏,他们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泰山北斗。

 

我们有大量学者去钻研最高深的数理科学、最复杂的分子生物学,他们都不缺乏创新雄心和获取最高荣誉的能力,像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陈省身、丘成桐等几位数理科学家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榜样。但现代政治理论在中国却有如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是个荒凉的无人区。这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因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核心就是政治理论。但自从大一统帝国出现以来,我们所有的政治论述就都被古代圣贤和诸子百家所笼罩,再也无法从中跳出来,再也没有开创崭新体系、自成一家的雄心和气魄了。其后果是,就近现代政治观念而言,我们只有输入、吸收、阐释、推广,而从来不曾想到可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可以创新,可以自成体系。然而,现成外来理论决不可能完全适合中国这个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况且,国家体制比经济体制更根本、牵涉更广,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容易,这就是当前中国在政治发展上所遭遇的基本困难。

 

这困难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由东西方截然不同的学术传统造成。事实上,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并非凭空出现,他们背后还有一个极其丰富、悠久的政治理论传统,那从十二世纪索尔兹伯利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撰《政治家》(Policraticus)开始,以至十四世纪但丁(Dante Alighieri)撰《王政论》(De Monarchia)和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撰《和平保衞者》(Defensor pacis)、十五世纪沙鲁达提(Coluccio Salutati)撰《专制论》(De Tyranno)、十六世纪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撰《君主论》(Il Principe)和博丹(Jean Bodin)在《共和六书》(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提出绝对主权观念等等,真可谓洋洋大观。


而在他们之前,则还有五世纪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上主之都》(The City of God),和十一至十二世纪之间那场著名的“授职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est),它在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之间引起了历时近一个世纪,以法理学为利器的全欧洲政治和宗教大论争、大风暴。


这个传统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在西方,政治分裂和竞争是常态,如罗马帝国那样的一统反而是变异,而正就是分裂和竞争,使得西方有关不同政体的优劣比较和正当性争论此起彼落,从不止息,由是促进政治理论的蓬勃发展。


反过来看中国,则自秦汉以来,大一统皇朝已经成为常态,政治讨论遂局限于具体政策问题,或者乱世中的纵横捭阖之术,再也不涉及宏观和基本政治原理。因此当二十世纪之初西方政治学说大量输入之际,我们的学者就只能够奉之为圭臬,致力于吸收、消化和弘扬,再也没有想到创新的可能和需要了。

 

这样一个由历史造成的困局,如何才能够打破?很明显,它是个长远文化问题,只能够通过知识分子的努力来谋求解决,而解决的第一步,则是重新认识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功能。对传统士大夫来说,这有两个不同方面,即从政和议政。在今日,知识分子的身份改变了,“从政”扩大为以专业知识贡献国家,“议政”则扩大为抨击社会和政治上的弊端和一切不公平现象。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而后者尤其为社会所看重,因为它不但填补了社会需求的空白,而且需要担冒风险。因此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更往往以此为本身的唯一使命。

 

但一个文明的进步不能够单凭批判,而还需要创新。在今日,人人都知道创新的重要性,都呼吁、提倡创新,但那都是指经济和科技创新,至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则无人问津。这自不足为奇,因为市民大众的关注自然在有切身影响的事物。不过,如上文所反复论证,中国目前最需要认真考虑的,反而是政治格局的长远改进,而这有赖于中国人自己的新思维、新构想。


因此,当今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前述两重功能以外,还有急需发展的第三重功能,即宏观的、有关人类文明与政治理论体系的思想创新。没有这样的创新作为引导,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强劲有力,也都将难以转化成为主导世界的政治力量。


当然,要从无到有,在西方传统以外另起炉灶,发展中国自己的政治理论体系,实际上等同于为中华文明开辟一个新领域,那是既艰巨又长远的工作,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绝大挑战。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所处虽然是相当低迷的文化氛围和十分狭窄的言论空间,但这仍然是他们必须面对的课题,必须开始填补的空白,那是没有疑问的。

 

07  倏忽卅年如电抹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今日中国已经可算进入小康,而在下一个三十年站到世界最前列,实现民族复兴的宏愿,似乎也不再止于梦想,而是依循目前的道路稳步前进就可以抵达的了。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希望,未来的确就会如此。


但假如真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不能够忽略的:在未来,当中国经济力量可以与整个第一世界匹敌,也就是能够左右全世界发展趋势的时候,我们到底将用何种理念、何种愿景来领导世界?届时那将不再是一种选择,而将变为一个无可推卸的责任了。而且,这种理念和愿景恐怕也正就是决定一个民族是否的确能够站到世界最前列的决定性因素。

 

让我们回顾一下十六世纪初的西方吧。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鼎盛时期,它们凭借一个多世纪的远洋探索、大无畏的勇武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在新大陆和远东开辟了自己的新天地,不但攫取无量黄金、白银和珍贵香料,而且在海外建立起庞大富庶的殖民帝国。在当时,如梦初醒的英法两国方才刚刚开始探索北美洲的荒凉沿岸,那里并没有金山银山,也没有大量可供奴役的土著,而只有大片荒野可供辛勤开垦,以及饶勇善战的印第安人节节抵抗他们的入侵。然而,五百年过去,将今日的美国、加拿大与拉丁美洲诸国相比,其贫富强弱之分何啻天壤。它们长期发展结果的巨大差别,并不取决于当初的起点如何,而取决于开拓者的志行、理念、愿景之高低,那是再也清楚不过了。

 

因此,在今日,中国各方面的进步固然可喜,但在世界上地位提高、力量增强之后,其所急切需要的,绝不是宣扬爱国主义或者中华文明的伟大,而是戒慎恐惧,清楚认识到这个进步只是在经济建设而已,至于在科技、学术、建筑、艺术、音乐、文化等其他方面,落后于先进国家、需要虚心学习和努力追赶之处,其实还多得很。


如我们一再指出,现代世界基本上是由西方观念塑造而成,这从十四世纪初的文艺复兴开始,至今已经七百年。在此期间,在它这个文明体系里面的十数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在许多不同方向呕心沥血相互竞争、激烈比拼,其所释放的能量以及获得的成就极其惊人,可谓人类历史上并无前例的。


所以,在与伊斯兰文明长达千年的碰撞与争战之中,它们至终获得决定性胜利绝非幸致。除非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将这些过往教训时刻铭记于心,继续像一个世纪之前的先辈那样夙兴夜寐,奋发有为,那么当未来三十年犹如闪电般一抹过去之后,中国到底能够站在世界上何等位置,恐怕还是难以确定的。

 

08  遥望未来新天地 


在过去五百年间,欧洲人以大无畏精神探索海外,从而发现、征服和占领新世界,然后更进一步创造出一个无论理念、经济或政治都由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今日如梦初醒的中国人虽然立定脚跟,重拾信心,但心底里却总不免愤愤不平,总有先机已失,时不我与之叹。其实,这是非常短视而完全没有必要的。


我们自诩具有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化,那就更应当把眼光放长远,而不局限于当今大国之间的角逐和竞争,因为影响人类前途深远得多的,可能是今日大家只隐约意识到,但尚未认真思考过、正视过的,由生物技术以及人工智能飞跃发展所带来的颠覆性变化。


当2050年来临的时候,中美问题很可能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甚至消失于无形,而最令人感到焦虑乃至恐慌的,倒很可能是完全由人工设计的新生命已经在繁殖,人工智能已经接近乃至超越人类。届时由人担当的大部分工作可能都已经交给了机械人,人的存活价值和生命意义因此都成为迫切问题了。


倘若这有如痴人说梦,那我们不妨回顾,四百年前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在《梦:月球天文学》(Somnium seu De Astronomia Lunari, 1621)这部小说中已经想象人类登月和月球上所见天体景象;而差不多同时,一位德国修道院院长在其身后出版的《密码术》(Stenganographia, 1606)一书中,已经预见今日的互联网与智能电话技术。因此,在不舍昼夜地滚滚前进的科技洪流之中,今日的异想天开变为明日之现实是完全有可能的。

 

科技进步冲击和重构社会,改变地球环境,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这是大家都熟知、都承认的事实。然而社会一旦发生基本改变,它无可避免也要反过来冲击人的本身,包括人对自身的观念。


在今日,医学的飞跃进步使得人的躯体日益沦为名符其实的“臭皮囊”,其中各部分都可以修补乃至替换;胚胎学、遗传学的进步使得传宗接代丧失了本质性和神圣性,而变为可以通过生物技术来干预、补救,甚至选择性地优化、改进的过程;脑神经科学和微电子技术则已经入侵人的大脑,试图使它直接和计算机沟通。


对人体每一部分,每一功能、作用的科学研究不会,也不可能停止下来。那么,当人被研究、分析透彻之后,他还能够是那个变化莫测、具有无上尊严的万物之灵吗?他的行动、功能、思维难道不会被大量生产的仿制品,甚至更灵巧、更高级的崭新产品,所替代乃至超越吗?如所周知,在较低层次,人类功能之被替代已经如野火般在蔓延,而在不少特定领域,人类智力之被超越也已经成为现实。唯一剩下的问题只在于野火何时会燎原,所谓“普适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何时会出现而已。

 

对许多人来说,这前景也许并不可怕甚至很美妙。毕竟,高科技是为人服务的,在一个主要由智能机械人运转的世界中,人不正好各自享受丰盛人生,也就是极视听之娱、口腹之乐,或者遨游四海,或者从事自己喜爱的创作或者研究吗?


诚然,但这有两个大问题。首先,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结构基本上是由它各部分对于生产的相对贡献来决定的,倘若生产不再需要大部分人的投入,而可以委诸由极少数人控制的大量机械人,那么社会到底应当根据何种原则来建构,一般人又还有什么生存价值?目前高科技在社会上所带来的财富分配之极度不均正就是这个问题之反映。


其次,在更根本层次,倘若人人都可以不劳而获,生活只在于享受官能刺激和驰骋智力,这样的生命还有意义吗,人还能够自觉有生存于天壤之间的价值吗?自从大约五十亿年前地球形成,生物出现以来,不同物种(species)就一直在互相竞争,不断进化,人之出现好像意味这过程已经来到了终点。然而,进化果真会就此停顿下来吗,还是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以迄比人类更高级、更神灵的物种出现呢?这无人能够知晓或者预言,但从科技不断加速发展的趋势看来,这样一个突变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出现,也是不可能完全排除的。

 

面临如此不可知、不可测,也难以想象的前景,中国知识分子能够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提出什么理念、什么构想呢?能够为未来人类生命的意义提出什么新看法呢?三百年来的科技大发展已经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前所不能够梦见的新天地,那比之当年哥伦布所发现的新世界已经宽广新奇得多。如何领导二十一世纪新人类理解、建构、经营、适应这个新天地,以及迎接也许将在一两个世纪之后到来的,更不可思议的另一个新天地,正就是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有权利;当然,同时也就是他们不可推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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