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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冲突后的两国关系及印太地缘政治走向

来源:国观智库   作者:杰夫 斯韧      2020-07-26
7月3日,印度总理莫迪突然造访拉达克地区,视察驻扎在边境地区的印度部队。虽然有专家解读莫迪之行意在缓解印度反对党对他处理印中关系不利的批评和指责,同时部分转移国内对政府抗疫不力、经济低迷不满的视线,但从中不难解读的一个信息是:中印冲突后的两国关系及印太地缘政治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
                         
随后,印度针对中国的报复行动在其他领域不断升级。在去年竞选期间,莫迪就曾鼓励印度百姓自发的抵制中国产品的运动。印中边境事件之后,在印度政府直接协调和部署下,印度企业开始大规模取消已经与中国企业签署的商业合同,推迟各港口的中国商品清关,提高中国商品进口关税,限制进口中国电力设备。印度还计划效仿美国,将华为和中兴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禁止采购其电信设备。德里还强行禁止民众使用59个中国手机app,莫迪本人还删除了自己新浪微博。更有甚者,印度政府还宣布,不允许任何中资背景的公司参加印度公路建设项目(包括合资方式)或投资印度中小微企业。印度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代表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就香港国安立法。

相对于印度的“咄咄逼人”和“大张旗鼓”,中方显得克制、谨慎了许多。中国试图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双方的对峙,释放出希望“大事化小”的善意,既没有什么过于激烈的言辞,也没有对印度的报复出台什么反制措施,只是不断强调中印边境冲突的责任在印方,提醒印方不要错判当前形势,低估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意志。
 
中印冲突发生以后,印度政府在中印边境对峙地区大量增兵,启动庞大的武器采购计划,授权边境一线官兵在极端和紧急情况下可以“自由还击”。有一些印度学者甚至开始假想跟中国“打一场海上战争”,摆出了一副“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架势。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军事问题专家也呼吁为印度与边境冲突再次升级做好准备,强调两国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越来越大,提出应该让前线官兵有更多的权力可以抵御印度士兵的“非法入侵”,并在边境部署非致命的高科技武器。虽然双方在6月30日举行了第三轮军长级会谈,并一致同意,分批次组织一线部队“脱离接触”,但火药味并未由此消散。

面对印度国内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民众高涨的反华情绪,有印度评论家担心印度总理莫迪会犯尼赫鲁一样的错误。2014年披露的内部文件《亨德森·布鲁克斯报告》认为,尼赫鲁当年对中国发生误判,导致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尼赫鲁当年做出参战决定不是根据印度的实力,而是他误以为中国方面不会也不敢进入战争。时过境迁,目前中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呈“自由落体”状态的中美关系,可能让印度觉得有可乘之机,正是树立其新的大国形象的契机。所以中国反复告诫印度不应“对中国有战略误判”,“任何一方都不应采取可能导致边境局势复杂化的举动。”

印度的“强硬”离不开盟友的“撑腰打气”,尤其是视中国为“战略对手”的美国。为在印太地区构建应对中国崛起和防范“中国威胁”的同盟,印度成为美国扶持和拉拢的主要伙伴。当中印冲突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曾隔空喊话,有意调停。印度防长辛格(Rajnath Singh)在冲突后便与美国防长埃斯珀通电话讨论中印局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印度决定封禁59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后说,美国“欢迎印度禁用某些被用于监视他国的手机应用程序”,“这将促进印度维护统一和国家安全”。负责南亚与中亚事务美前助理国务卿帮办爱丽丝·威尔斯(Alice Wells)对印度呼吁:“印度应该投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而不是金砖国家(BRICS)和中印俄三国(RIC)。”

美国一直在落实和推进印太战略,而印太战略的根本基础就是美日澳印四国同盟,其目的在于遏制和打击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美关系自不必说,中日关系最近又因钓鱼岛改名事件和日本官员发表涉港言论雪上加霜。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也进入自1972年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自澳大利亚政府呼吁针对新冠疫情的源头开展独立调查以后,中国相继针对澳大利亚大麦征税、禁止部分牛肉进口,发布旅游安全提醒和留学预警。6月4日,印度与澳大利亚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意加强军事合作。

中国与印度的世仇敌人巴基斯坦建立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民间更是以“巴铁”相称。根据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数据,从2008年到2017年,巴基斯坦购买了超过60亿美元的中国武器。长达3000公里,投资46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成为“一带一路”的枢纽和旗舰项目。走廊打通后将中国新疆与印度洋联通,可以使中东石油经巴基斯坦送往中国。另外,中国也加大了对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投资,形成对印度的钳制。

中印目前存在边界、西藏和与巴基斯坦关系等诸多问题,所以产生冲突本身并不奇怪,关键是如何管控分歧,搁置争议,共同发展。中国也必须保持冷静,不要让可控的领土之争转化成不可控的战略冲突。

首先,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代表,均处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合作潜力巨大、空间广阔。两国在发展经贸关系、反恐、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利益。2020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双边贸易额从建交之初的不足1亿美元,增长到如今的将近100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印度也是中国在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印已分别成长为世界第二和第五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占亚洲的二分之一、世界经济的五分之一,成为拉动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其次,中印都是人口大国,都是古老的文明,都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任由两国危机升级,那不仅是两国的悲剧,也是世界文明多样化的悲剧。

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2018年4月武汉非正式会晤、2019年10月金奈非正式会晤后,中印关系步入新时代。“龙象共舞”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本地区和国际社会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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