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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来来往往”至关紧要

来源:新华网思客   作者:周其仁      2020-06-23

中国经济现在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最突出的两个事件:一个是美国政府发起的中美贸易战,另一个就是新冠病毒带来的人类的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这两个重大的事件起因、过程、机制都不相同,但是它们都对人类的来来往往、互联互通,或者说已经达到的高水平全球化造成冲击。一头是通过强加的高关税,让各国的产能所带来的贸易流量大幅度下降。一个是病毒的危害,导致人群大规模的隔离,使城市和城市、地区和地区的正常来往受到阻碍。


这两个事件从反面教育我们“来来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一旦受到的挫折,经济流量就会难以想象地往下降。同时,它也会对经济增长、乃至普通人的生活带来非常巨大的冲击。因此,我们在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时,应该高度重视把重启经济的重点放在对来来往往、互联互通的重启上。


我们今天任何一个地方、企业、家庭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收入和财富的生产。可以说,当代的财富是在来来往往当中产生,并集聚在来往网络的一些节点上,不断地向外部辐射,构成了一种连接。所以,今天的经济财富生长过程,跟古代时有很大差别。古时候,一个地方的大多数活动就在一个地区内完成。比如,村庄的农业活动大部分是在村庄内完成的,只有很少一部分物品需要人们出去赶个集。但是往近代看,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的高度现代化运动以来,来来往往的水平越来越高。因为只有在来来往往当中,分工才能达到更高水平,不同地方的人和企业才能够择专而精,去最有效率地生产,然后跟其他各方去交换。这是“来来往往”的经济含义,这也是我们所有的经济政策、经济行为都需要高度重视来来往往的根源。


作为地方政府,当然要为本地人民服务。但是,如果一个地方的人,要提高收入,要发展,要从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产,他一定要跟其他地方来往。所以在今天,不论是一个国家的政府,还是一个地方政府,都不仅仅是为本国或本地区的人服务,还要为国外或其他地区的来来往往服务,要确保来来往往,并不断地提高来来往往的水平。 


当然,我们在来来往往时都要打算盘。个人和个人、家庭和家庭、企业和企业、地方和地方都要打算盘。但是,算盘打得最好的是打大算盘。什么叫大算盘呢?我们从经验当中看,主动地给其他地方、其他人提供服务,给得越多,算盘越大,收入水平就越高。


我们来湖州开会,这两年我也参加一些跟长三角有关的调查,就知道“洋家乐”。如果“洋家乐”只对德清人民、湖州人民开放,它绝对不能卖到一晚上5000块钱。它只有面向上海、杭州、香港或更远地方的人开放,才能达到这么高的定价和收入水平。这就是大算盘。


去年,上海的金融交易总额达到了1933万亿,可咱们国家一年的GDP却只有100万亿,上海一个地方的金融成交量是1933万亿,这绝对不是光给上海人、上海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就能达到的。因此,这1933万亿的金融交易总量,它来自于全国方方面面,也有一部分来自于境外。所以我们如果沿着这个思路去看,什么叫一个网络当中的重要的节点?就是能给到别人东西多的地方。中心城市也罢,全球城市也罢,核心城市也罢,增长极也罢,所有这些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的含义——给别人的东西多。


我过去讲过很多次,纽约的人口才多少?纽约的地盘才多大?曼哈顿才不到60平方公里。可是你看我们的阿里巴巴上市要跑到纽约去。纽约之所以能吸收全球的资金,在于遵循了一个的经济规律:一个地方给别人东西越多,资源就越往这个地方来。


现在,没有地方不重视招商引资。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想好:招来的商要干嘛?不是关起门来在这个地方生产,招商引资的关键在于提供最好的条件,让企业到这个地方可以为更广大的地区和市场,最好是为全球服务。这个地方的产品、服务若能够提供更广大的市场和客户,这个地方就越厉害,就越可能成为网络节点当中的出类拔萃者。


所以我们过去有过很多规划上的用语:城市圈、城市带、一体化……我想过很久,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说“长三角一体化”,绝不是说要把长三角几个省市的人民搬到一起来,也不是说构造另外一个行政圈、行政层级,重要的是要在这个范围内增加来来往往的层次、频率和多样性。


这中间从村庄、集市、城镇到中心城市的划定,不是由行政级别决定的,而是由他集聚的能量和能给别人提供的服务决定的。哪个地方的产品辐射得越远,影响力就越大。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不是人口数目最大的,不是占地面积最多的,而是提供产品、服务,其他人享受此地产品、服务范围最宽的,这就是我说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会在应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有时候,我们上街时会看到一些难以理解的情况,怎么街上会有这么多车?我这两天住在宾馆看窗外,窗外一条河上有多少个桥?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桥?现代社会高度的分工协作,要有高频率的来往,同时要有很高投资的基础设施才能支持这样的来往。更重要的是要在我们的经济政策、观念、行为当中,减少对来来往往的障碍和摩擦。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长三角一体化发挥了作用。这点我是有体会的。之前,我去有的省、市考察,还得有这个地方的健康码。然而,从上海到浙江就有一个通用的健康码。不要小看这种便利性,它会大大刺激来往的需求。摩擦系数一高,很多运动就会停止。摩擦系数降低,很多运动就会活跃起来,经济就会活跃起来。来来往往中产生的思想会激发新的创新,这对于经济增长不是靠资源投入,而是靠效率、专业化转型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当然,仅仅在长三角里高水平来往也是不够的,还要有更大的范围。当然,现在全球化蒙上了一个很重的阴影。对于世界还能不能重启过去全球化达到的水平、乃至于超过那个水平,现在各界有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全球化从来就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别之间的全球化,一个是市场本位的全球化。去年5月份,我们访问华为的时候,华为给我的信息非常清晰。他们表示,是美国政府的少数人在遏制华为,不是美国的企业界和产业界在遏制华为。华为是它们的大客户,它们为什么遏制呢?是美国政府中的少数人,出于政治利益、选战的利益、意识形态的考虑,亦或是出于国家战略的考虑在设置障碍。


据我了解,华为和一些美国关键供货商的律师们还在一起研究怎么越过美国商务部设置的障碍。上有对策,下有对策。他们怎么会心甘情愿就听凭美国政府把关税涨到让生意中断了?


浙江台州有一家做塑料产品的公司,我从2005年追踪到现在。它给世界最大的快餐公司提供塑料制品,比如刀叉、吸管。这家公司通过分析发现从中国生产吸管后运到美国,是很不划算的。所以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设了一个厂,招了65个美国工人,宾夕法尼亚州的副州长来出席了开幕仪式。我们很多中国企业从商业角度看也可以去美国开工厂。你开了工厂,有些利益就一致了,也为当地创造了很多就业,当然你的很多技术产品、品牌还是中国企业自己的。


我不久前又打电话问了一下,这家公司在菲律宾、墨西哥也开了厂,去年11月份就开工了。为什么这么做?美国对中国的产品收高额关税,但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协定却是低关税协定。中国公司可以开到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去,然后进军美国市场。


美国有那么多跨国公司,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中国公司只适合在国内作战吗?中国公司不适合在全球布局吗?我们除了为中国人民、中国客户服务,不可以拿我们的好的产品和服务为全球的客户和消费者服务吗?


我访问过佛山一家做塑料高分子材料的企业。他们过去看不上日本市场。他们认为,虽然日本在这个领域是有高精尖技术的国家,但市场太小了,产品去进口的话只是100万、200万美元的小生意。


这次我去访问的时候,他们说已经打进了日本市场。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坦言,不要小看这个100万、200万美元的市场,只要打进去,对于打造世界其他市场就是一个跳板。因为如果日本市场能接受,就表明他们产品的品质达到了一个水平。


我还听说有一家企业在疫情中把它的机器制造设备——工作母机出口到了德国这个著名的工作母机之家。当时,德国的疫情已经起来了。但是,他们仍旧派工程师到德国去做服务。这跟当年华为在很多发生战争的地方去铺基站的故事是一样的。真正优秀的中国企业家,是可以全球作战,全球布局的。


设置高关税,美国消费者、美国企业、美国产业是不可能答应的,总会要反弹。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把中国的产品、服务信息、商业网络在更广的全球市场上推。东方不亮西方亮。美国大学现在设置很多障碍,不过我们北大的年轻学生都在交换信息,欧洲还有很多好学校,以色列的4所大学全球来看是一流水平,荷兰农业大学世界顶呱呱的。荷兰这个国家国土面积这么小,却是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仅次于美国,是因为靠有技术含量的农产品在世界市场有一席之地的。这个世界大着呢,不仅仅只有一个美国,何况美国也不仅仅是美国政府,还包括美国人民、美国消费者、美国企业。所有这些中国企业应该尽收眼底,并在应对这一次前所未有的困难当中,把国内的、国际的来来往往,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要用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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