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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帝国主义的发展前景在哪里?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4月   作者:王生升      2019-11-24

【编者按】随着信息化、自由化、全球化的持续推进,金融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演化的影响日益深刻且复杂。不同领域的学者对金融地位与意义有着积极与消极两个不同方向的评判。本文认为,金融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演化走到了极限;生产和资本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积累与消费比例的失衡消解了金融帝国主义的增长前景,未来出路堪忧。


作者:王生升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4月

原标题:《危机与战争——金融帝国主义的前景》(节选)


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其最高社会经济形态,即金融帝国主义阶段。在金融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进步已经发挥到极致,生产关系自我调整以缓和其与社会化大生产间矛盾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投机、掠夺、危机和战争成为这种形态的资本主义维持自身存在的唯一途径。列宁在20世纪初做出了有关帝国主义是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一论断具有更为现实的可能性。


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支配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如何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进步是社会历史进步的关键环节。在3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直在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不断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本文认为,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迁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工业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帝国主义。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第一历史发展阶段,其时间跨度为18世纪至19世纪下半期。在这一阶段,依托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生产力成就,资本主义企业这种生产方式在轻纺工业部门迅速崛起,并使这一产业部门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适应于这一时期的生产分工程度,资本主义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其所有制形式以个人业主制为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呈现出三大基本特征:第一,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高度集中于资本所有者,劳资关系主要表现为企业内部的尖锐利益对抗。第二,单个资本规模较小、集中度不高,资资关系表现为分散性竞争的市场关系。第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矛盾尚未激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主要以自由放任主义为基本纲领。


第二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垄断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依托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生产力成就,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方式迅速扩展到化学、通信、石油等新兴工业部门,并使这些新兴工业部门成长为新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适应于这一阶段的生产力状况,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其所有制的典型形式从个人业主制逐步演变为工业资本主导型的股份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第一,资本所有权和资本使用权的分离,以及大规模固定投资对生产稳定性的客观需要,使得劳资间的利益对抗由企业内部转移至行业和部门层面,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共生态势。第二,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为生产与资本的集中提供了物质基础,大型垄断集团不断涌现,资资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垄断资本间以及垄断资本与非垄断资本间的多重市场竞争关系。第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矛盾日益深化,国家干预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存续的必要条件,国家垄断资本、福利国家制度以及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行动纲领。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帝国主义。在这一阶段,依托于信息技术革命的生产力成就,垄断资本在全球化和金融化两个维度上急速膨胀,由大垄断资本集团主导的金融业成为控制全球经济命脉的主脑。适应于这一阶段的生产力状况,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经济规模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金融资本控制型股份制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新典型形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也再次发生了重要变化:


第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为资本的时空运动提供了更大可能,与无法自由流动的雇佣劳动相比,资本在全球市场灵活布局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其对雇佣劳动的统治力度。不仅如此,股票期权等薪酬制度创新增强了经理阶层对金融垄断资本的效忠度,后者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控制因此得以加强。在这种背景下,劳资间矛盾对抗的范围从民族国家扩展到全球,其激烈程度日益严重,其表现形式也更加复杂多样。


第二,流动性最强的垄断金融资本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最有利的条件,其盈利与积累远远快于其他的产业资本,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急剧膨胀,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对全球经济的垄断与统治能力空前增强。在这种背景下,资资间矛盾对抗的主线是,金融垄断资本集团与世界各国其他产业资本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剥夺与反剥夺的斗争。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矛盾持续加剧,已超出了传统的国家干预的能力范围,重塑本国资本国际竞争力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行为的新指南。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纲领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的国际行动纲领,新国家干预主义浮出水面。这种新干预主义不仅包括削减福利、减税、财政补贴、低利率、放松管制等激励本国资本积累的“自由主义”措施,而且还包括贸易保护、汇率干预、政治打压甚至武力干涉等遏制其他国家资本积累的“反自由主义”措施。


金融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演化也走到了极限。从运动形式上,金融资本是资本运动的最高级和最纯粹形式,它取代工业资本占据了统治地位。借助于这种形式,资本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最大限度地摆脱了物质生产过程的束缚,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其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从物理维度看,通过经济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蔓延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金融垄断资本所操纵的金融市场通过全球空间布局实现了24小时的全天候交易,这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时空界限上扩张到了极限。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一切经济社会进步发展的基本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了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变化。在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产业金融化进程不仅前所未有地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而且也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形式及结构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通过上述作用,金融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内容、形式和程度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劳资间的矛盾对抗日益加剧,由此造成了积累与消费比例的恶性失衡,这从根本上瓦解了金融帝国主义的增长前景。第二,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国际经济冲突日益加剧,这成为威胁金融帝国主义稳定的直接因素。第三,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和掠夺日益加重,其投机性、掠夺性和寄生性充分暴露,这从根本上否定了金融帝国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失衡的积累与消费比例消解了金融帝国主义的增长前景


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主要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程度不断加深,劳动收入增长相对于资本盈利扩张而言越来越滞后。对于资本而言,这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无疑是好的;但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这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无疑是有害的。雇佣劳动收入增长落后于资本盈利增长的分配格局,必然导致日益恶化的积累与消费的缺口,由此引起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从根本上消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前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微观规制与宏观干预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管理经济生活的普遍选择,通过立法、规章、政策等工具,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劳资关系、产业发展、社会福利等众多事务发挥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收入差距的扩大。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缓解了资本主义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对抗程度,对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进入金融帝国主义阶段后,新自由主义纲领成为新的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旗帜下,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在美英全面推动了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劳资合作、经济计划、福利主义、金融管制等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制度安排遭到全面清算。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指出,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质是向保守主义起点的回归,是“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程度迅速加深,其相对地位急剧恶化,中产阶级规模逐步萎缩,雇佣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出现明显下滑。


雇佣劳动相对于资本地位的下降以美国最为典型。20世纪80年代“里根改革”推行以后,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劳动市场弹性”的自由化改革措施,如持续打压国内工会运动,削减有悖于“就业弹性”的福利保障支出等。此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雇佣劳动阶层相对于资本的市场势力持续弱化,资本处于明显的强势市场地位。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美国国内个人收入中劳动薪酬的比重持续下降,国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


美国非农私人经济部门小时工资与周工资的历史变动趋势清楚地表明了雇佣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持续恶化状态。统计数据表明,从1964年到1972年,非农私人经济部门的小时工资和周工资(以1982~1984年美元计算)分别从8.11美元和312.21美元上升到9.26美元和341.83美元;但此后的21年间,这两个指标持续下降,至1993年分别降至7.78美元和266.65美元;尽管随后工资水平逐年回升,但速度非常缓慢,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小时工资和周工资仍然只有8.57美元和288.06美元,远远低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平均水平。


而同期劳动生产率和利润水平都经历了显著增长,这使得薪酬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统计数据显示,在1960~1980年间,个人收入中劳动薪酬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上,而此后的28年间,这一比重持续下降至65.7%。由此产生的派生后果是,国民收入结构的两极化趋势不断增强。根据福斯特和麦多夫的统计,1950~1970年间,收入分配金字塔中90%的普通家庭和0.01%的最富裕家庭的收入比为1∶162;而在1990~2002年间,这一比例扩大到1∶18000。从1983年到2001年,塔尖的1%富裕人口获得了国民收入增量的28%、资本净值总收益的33%、和金融价值总增量的52%。在2001年,最富裕的1%美国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80%普通美国民众的2倍,其拥有的金融资产(排除自有住房权益)是后者的4倍。


从长期来看,劳资收入差距的持续增大导致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间的缺口不断加大,不断恶化的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最终将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基础。但在短期内,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间的对抗性矛盾及由此形成的生产与资本过剩却可以通过债务性消费的途径加以掩盖。在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美国规模空前的债务性消费成为平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积累与消费矛盾的关键杠杆,全球性生产与资本过剩的压力被美国的债务性消费所掩盖。


统计数据显示,从1981年开始,美国经济中私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开始从62%持续攀升,2002年升至70%,此后6年间持续维持在70%附近的高位水平。但支撑如此庞大消费的不是实际工薪收入的增长,而是急剧扩张的债务。特别是在2000年后,债务成为支撑美国国内消费支出的主要力量。美联储公布的美国国内非金融部门未清偿债务状况显示,20世纪80年代后未清偿债务的规模持续扩大。与1981年相比,2007年美国国内非金融部门的未清偿债务总额、家庭未清偿债务、非金融企业未清偿债务、州和地方政府未清偿债务和联邦政府未清偿债务等五项指标的增幅分别高达627%、816%、537%、491%和524%,而同期美国名义GDP的增幅只有350%。


以债务透支消费实现的经济增长模式无疑是不能持久的。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从根本上来说,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积累与消费间对抗性矛盾持续累积的必然结果。经历了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后,金融泡沫对国民经济健康的严重危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可以肯定地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金融资产泡沫推动的债务消费型经济增长模式很难再度出现。由于各国政府的强力干预,这次金融危机并没有造成大范围的企业破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积累与消费的矛盾并未被强制平衡,全球性生产与资本过剩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和。在这种背景下,排除了债务消费型经济增长的可能之后,金融帝国主义的经济增长出路在哪里?我们看不到乐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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