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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王琦:军人的荣誉安葬问题应成为国防教育的议中之题

来源:大国策智库   作者:王琦      2019-07-29
  军人荣誉安葬是一个极特殊的话题,不仅事关军人个体的利益,更事关拥军、荣军的制度性安排,事关爱国、爱军的价值弘扬。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军人荣誉安葬这一现实问题,新成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于2019年年初两次召开相关军人公墓规划建设调研会,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

  本文介绍了我国军人安葬的现状及问题,并就如何利用文化创新手段,发挥军人荣誉安葬的国防教育功能提出了建议。

  军人公墓问题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关注,需要动员社会的多元力量,共同推动现实困难的解决,让军人没有身后之虑,更让英雄的精神得以弘扬和传承。

  本文源自作者在大国策智库举办的国防教育创新内部讨论会上的发言。

  
  军人的荣誉安葬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个领域不易触碰,过去是民政部负责,去年开始则由新成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承担。这个课题涉及的人员众多,牵扯多个领域,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军人荣誉安葬是久而未决的问题,目前还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迫切需要加以解决。作为每一个军人都将面临的现实,现在讨论恰逢其时,同时也应该成为国防教育的热门话题,以引起全民的关心。

一、我国现代公墓的形成及军人公墓的现状

  中国历史上以土葬为主,远古有“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之说,意为早归黄土,回归自然。随着观念的演进,有了木棺、瓦棺之类的容器,开始有了墓葬和墓地。据《周礼》记载,古代设有邦墓和专司墓地的墓大夫官职。几千年来,逐渐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殡葬文化,成为了历史见证,记录了文明的轨迹。

  我国的现代公墓起源于上世纪初,发端于上海,北京第一个公墓则是建立于1931年地处香山的万安公墓。80、90年代现代公墓有了迅猛的发展,截至目前,全国的公墓已达到1386家。这些公墓虽发展不一,但已是传递亲情、传承精神、凝魂固本的重要载体。

  军人公墓是军人荣誉安葬的重要载体,是受国家保护的,有专门机构管理的,是公墓业态中的一种形态,目前中外发展各异。国外的军人公墓,国家关注,发展早,成体系,培育成熟;有特定文化积淀,既是军人的安葬地,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军人荣誉教育的重要场所。国外的军人公墓形态大体有:第一类是国家公墓,比较典型的是兴建于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墓地整齐划一,设备设施完备,文化氛围浓郁,礼节规制严谨;第二类是战争时期形成的战时主题墓地,主要是就地为战时阵亡的军人兴建或修缮的墓地,如法国诺曼底二战将士墓地、美英法军人第一、第二公墓、菲律宾马尼拉美军公墓等,这些军人公墓选址开阔,墓园安静肃穆,并有专门的机构管理;第三类则是专属军人墓地,通常是在公共墓地中辟出专门的地区做为军人专属墓地,安葬军事人员,管理从属于公墓方,如俄罗斯莫斯科新处女公墓。另外还有一类比较特殊,以军人的牌位作为载体集中存放,供人们祭奠,像日本的靖国神社。

  我国的军人公墓发展起步晚,系统性不强,观念形成也比较陈旧。当前我国军人公墓的形式有三种:一是烈士陵园。国家在烈士优抚、抚恤方面十分重视,建国后大规模建设革命烈士陵园,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烈士约有2000多万人,列入各级各类烈士英名录的有196万人,为此建有烈士陵园4300余个。规模较大的有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四川通江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河北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等,比较有名的有河北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以及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等。也有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单一烈士的陵园,像李大钊烈士陵园等。在东北地区还分布有多处苏军烈士陵园。我国烈士陵园多数规模较小,原归属于民政部门管理,现移交给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管理,由中央或各地财政拨款。

  二是主题墓园。各地为满足军人的安葬需求,在不少公共墓园内设立了主题墓园,现在发展势头良好。早期有上海福寿园的新四军墓园,陈毅元帅塑像居中,按照新四军的战斗序列,把部分将士安葬在一起,形成独特的风景。泰康集团在北京九公山生态墓园建设铁军园,北京天寿陵园建设军魂园,另外南京的功德园等也有类似的军人安葬设施。按照陵园性质,这些墓园的管理方是民政部门或是社会资本方。

  三是革命公墓。主要有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广州银河革命公墓等。进入革命公墓有一定的身份限定,保存的是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烈士、军人、领导干部以及国内外有影响的爱国人士的遗体或骨灰。革命公墓有部分墓地,现在是以骨灰堂骨灰安放为主。另外各地还有一些烈士纪念物,如纪念碑、纪念堂、纪念广场等,像军委总政治部在北京西山森林公园建设的无名烈士纪念广场,就是为纪念当年在台湾牺牲的1100名秘密情报人员修建的。

二、军人荣誉安葬面临的问题

  现役军人及退伍军人去世后的安置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了批示,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并确定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以来,在今年3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钱锋于云南昆明组织召开了首次军人公墓规划建设调研座谈会,军人的荣誉安葬问题已经列入议事日程。军人的荣誉安葬与国防教育密切相关,也是议中之题,当前看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重视程度不高。首先是法律体系不完备,对军人的荣誉安葬及其连带的国防教育内容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撑,对相关部门的法定责任没有约束,缺乏政策创制;其次是职业教育不足,我们不太注重丰富国防教育内容,军人自身的职业感、荣誉感不强,社会上也没有形成尊重军人的良好氛围,政府的责任不到位;再次是理念的缺失,从历史上看,战士战死疆场,鼓励马革裹尸,青山处处埋忠骨,对军人的集中安葬,作为一个凭吊、纪念、弘扬和教育的场所,没有形成这种理念,主流价值观体现的不明显;第四是组织体系不健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刚刚成立,涉军的殡葬事务与民政部门的划分没有到位,政策制定和执行机构尚不健全,也影响这一工作的开展。

  二是选择地址不易。除政策的限制外,军人公墓面临选址困难。我国土地资源紧张,1.8亿亩的土地红线难以突破。且军人群体大,对安葬设施、教育设施、园区环境有特殊要求,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功能要予以体现,面积不宜过小。同时墓地选址对区位要求也比较高,更增加了选址的难度;国外在墓地选址上,一定是青山绿水,环境优美,体现对逝者的充分尊重,对城市公共设施的合理安排。而我们则会避而远之,加之墓地作为殡葬设施,“邻避效应”突出,选址更受到局限。

  三是褒扬功能不强。我感觉在对待军人死亡及其丧葬方面,我们有重优抚,轻褒扬的倾向。给予经济补贴很高,而在给予军人荣誉方面不那么重视;有重安葬,轻弘扬的倾向,把逝者送进陵园安葬,甚至是进了烈士陵园,却没有把弘扬烈士或军人特有的精神加以传播,在社会上形成尊重军人、崇敬英烈的氛围;有重荣誉,轻教育的倾向,对于牺牲的军人,给予记功,或者授予英模称号,但缺少对于他们的事迹、精神的提炼,把教育、教化的功能充分体现出来;我们还有重集体,轻个人,重英雄,轻普通的倾向,强调集体的作用,而军人在战时、平时的作用和尊严没有得到体现,军人个人特有的价值没有得到体现,与国民教育面临相似的尴尬局面。

  四是文化建设不力。从中国传统文化上找原因,我们是重生轻死的文化,本身缺乏死亡教育,对待死亡也不淡然。传统文化对殡葬和祭祀有着历史传承,但不乏落后和封建的色彩。就军队而言,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军人安葬礼仪规制,或者说没有适合军人的殡葬方式。近年我国从韩国接回志愿军烈士的遗骸,接回在国外执行维和任务光荣牺牲的烈士,有了一定的方式。但看到这些仪式,总感到庄严中缺少威武,肃穆中缺少艺术,程序中缺少文化。在烈士陵园中,多看到纪念碑式建筑,少反映英烈事迹的雕塑等艺术作品;墓碑千篇一律,缺少个性、艺术;也很少见与英烈、与军事、与军人相关的影视产品、艺术产品、文化作品以及纪念品或是旅游产品,这与国外的军人公墓大相径庭。

三、国防教育创新与军人荣誉安葬的思考

  军人的荣誉安葬和军人公墓的设立事关国防建设,事关军人荣誉,事关军人利益,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社会关注,群众关心。而国防教育产业开发则是市场行为,是政府职责履行过程中的一种辅助手段。国防教育产业开发可以在军人殡葬事务中发挥特殊的作用,用市场的方式解决军人荣誉安葬的一些特殊需求。

  一是教育功能的开发。首先是国防意义上的教育,军人的殡葬活动除包含敬祖、尽孝、家和等传统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外,还有对国家伦理、国家安全、民族凝聚力的认同,需要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其次是死亡意义上的教育,中国历史上少有生死哲学,漠视生死观,缺乏死亡教育。军队不能只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去支撑战士勇往直前,冲锋陷阵,我们还需要有面对生死的教育,使军人能够客观坦然的对待死亡,为此同样需要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些教育体系的研发,国防教育产业开发部门可以有所作为。

  二是殡葬功能的开发。多数国家对军人亡故后有一套适用于军人殡葬的礼仪程序,包括礼兵的安排、仪仗队的使用、音乐、礼炮的使用、送别、安葬的仪式程序等,体现的是军人特殊的职业,体现的是军人的荣誉,并把这样的规制固定了下来。可能因为文化的因素、民族的特性,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这样一套规制,有必要提到日程上来。实际上这个课题可以全社会共同参与设计,使之科学化、规范化,为此国防教育开发部门也可以有所作为。

  三是文化功能的开发。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殡葬文化源远流长,历史上看,各个时期都重视殡葬和祭祀,重视传承和创新。同时在殡葬文化方面,移风易俗的任务也比较繁重。国防教育产业开发可以在军人的殡葬活动中继承传统,发挥文化引领的作用:在军人公墓整体设计、环境的改造上下功夫,在纪念设施的设计、建设上下功夫,在文化产品的设计、制作上下功夫,在祭祀用品的研发、推广上下功夫,在文创产品开发、使用上下功夫。

  文章内容不代表大国策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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