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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东广:试论中外军事领域预测与评估

来源:大国策智库   作者:高东广      2019-07-11
  面对战争的高度不确定性,能否及如何对战争进行预测与评估?本文梳理、分析了中外不同历史时期军事领域对预测与评估的追求与发展,并对未来建立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军事预测、评估充满期待。

  人类文明史与战争相生相伴。军事历史不仅仅记述了军事斗争的事实,而且阐明了军事历史进程中的当时条件下的相互关联。对战争这种复杂现象的认知,预见、预测、评估,起源于古代军事斗争并随之不断发展。古今中外军事领域里的“预测”、“评估”,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一、我国古代兵家们对军事领域预测与评估的探索

  在这方面,整个人类军事史,首屈一指的就是我中华民族的《武经七书》,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李卫公问对》《尉缭子》等7部兵书组成,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发的兵法丛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其中《孙子兵法》最为兵家们所推崇。5900多字,分为13篇。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2300多年。是兵家、政治家、商人都爱不释手的智慧全书,也是当今世界各主要军事强国军事院校学员必读与研修书目之一。

  《孙子兵法》这样写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这里的“察”字就是判断、预测、评估的意思。

二、古罗马兵家们对军事领域里的预测与评估的探索

  古罗马时期(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军事认识和预测方法论的形成与发展虽然走过类似古希腊的道路,但又表现出超越古希腊的许多独有的特点。实际上,在东方文明的孙子及其他军事思想家的著作问世的稍后一个时期,古希腊(公元前800年-146年)“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公元前425年),他所著作《希波战争史》,该书记述了当时各国军事统帅的军事活动,包括预测与谋略。柏拉图一直主张将科学,特别是数学运用到军事上,他非常敬重军事领域预测科学,并称之为“帝王的科学”。 

  古罗马兵家们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直觉探索,详细地描写战斗,并对历史资料进行了“整理、总结、归档”。当然也有对战争历史事件的解读。然而,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和军队统帅在军事实践与理论的发展道路上比古希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古罗马人的军事观察和军事理论与学术的新思想更加丰富,更高一筹。主要是逐步形成了某种程度上较为严谨的军事理论体系。

  这一体系区别于古希腊的显著特征,一是对军事历史和战争的研究方法更加贴近于军事实践的要求;二是较为准确地确定了各类军事学术之间的逻辑关系;三是初步形成了战斗准备和实施的一些“原则”,特别是强调战争前的预测与评估。比如,军事统帅利用诸如军队行动的突然性和协调性等军事学术原则,灵活地指挥军队。

  总之,古罗马的军事学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韦格蒂乌斯(公元390-410年)比较全面地完成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军事经验系统化的工作。在《军事原理简述》一书中,他能够在观察重复现象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这就为预料与评估某些战争行为提供了前提。

  必须指出,古罗马时期对当时条件下的军事评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结论是:预测与评估体现出高超的智慧,是军事统帅和兵家们军事上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

三、中世纪兵家们对军事预测与评估的探索

  从直接参与战争实践,到建立军事理论和预测评估理论基础,这个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经过了多个回合的思想碰撞。军事理论家们对研究武装斗争现象新办法的探索,取决于对战斗经验积累和战争规律把握。

  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的《论战争艺术》的创意是在分析军事现象的方法上论证了历史性原则。马基雅维利遵循“击溃”的战略原则,他指出:“力求各个击破敌军兵力,几乎是军事统帅最主要的任务。”

  17-18世纪,西方科技迅速发展,这为一些国家建立强大军队创造了条件,并进而促进了军事理论包括军事预测与评估的发展。吉别尔在其著作《战术经验》中强调,军事学术原则是可以认知的。换言之,就是战争预测是可以实现的。

  就西方而言,对19世纪军事科学认识和预测方法论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有奥地利元帅卡尔大公(1771-1847年)、杰出的军事理论家约米尼(1779—1869年)和克劳塞维茨(1780-1831年)。卡尔大公著有《论将领的战术》,其军事学术观点是考虑到自然环境和地形等地理因素。他注重揭示在兵力对比上取得对敌优势、正确确定实施决定性突击的时间和位置等军事学术原则的作用。

  真正的战争哲学是克劳塞维茨创建的。他完成了军事科学认识方法论的变革,采用了建立在辩证法和承认历史进化原则基础上的新型军事思维方法。探索真理的坚定目的使克劳塞维茨得以“建立一个存在矛盾,却相对完整的战争理论,这一理论的影响延续至今。”

  克劳塞维茨一方面认为,哲学方法是军事认识、预测与评估的工具和灵魂。在认识战争现象的历史过程中,由于某些相似的偶然事件的多次重复,这种哲学方法才能够在意识中形成。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战争方式的历史发展水平,也相应地决定了战略和战术的发展水平。克劳塞维茨发现了这一规律。这一规律的前提是,人类处于虽然形式多样但具有统一规律的物质世界。在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哲学中,并非完美。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王国,战争中的科学预测是不可能的。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的科学理论追求确定值。但在战争中一切都不确定,必须把变数考虑在内。他认为,“战争是建立在机会和概率、幸福和不幸上的游戏。在游戏中,严谨的逻辑结论构成的连贯性毫无踪影地消失了。”虽说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战争论》时至今日还有广泛影响。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军事理论家中,德国将军维尔努阿在军事科学认识方法论的贡献在于,他是使用图上演习这一实用研究方法的创始人,这一方法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19世纪下半叶,德国军事家老毛奇对德国军事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毛奇军事论文集》中对科学与技术、铁路与电报”在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其基本战略原则是:利用突然性,先敌展开;“分散机动、集中战斗”。

  施利芬长期担任德国总参谋长职务(1891——1905年)。他认为将来的大规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短期的,长期战争是不可能的。他指出,“枯竭战略是不可想象的,那将会耗资亿万”。对未来战争预测的失误,让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俄国军事理论界对如何确定“军事预测与评估”的概念,或者说军事斗争能不能预测与评估是争论的焦点。德拉戈米诺夫将军认为,“目前,谁也没有证实到底有没有军事科学,它像诗歌、绘画、音乐一样是不可思议的。”总之,在19世纪末,军事理论家们的努力已经为军事科学认识和预见方法论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础。

四、二十世纪军事斗争与军事理论的发展

  20世纪科技发展最为迅猛、经济社会进步最为快速,武器装备发展也是空前的。太空技术、深海勘测、网络通信、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高新技术不断涌现,核武器、导弹、自主武器系统等高精尖武器系统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20世纪将作为战争最为悲惨、破坏性最大而载人史册。这个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性大战,四次中东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持续不断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战争导致一亿多人死伤,是人类史上死伤最多的一个世纪。

  这些战争和冲突带来的损失无法估算。如前所论,能不能对未来战争做出科学预测与评估?这个问题实际从古至今,都是兵家们最为困惑的一个重大问题。

  如前所述,19世纪之前,军事理论已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20世纪以科技发展迅猛异常,但是,军事预测评估领域的发展可以说极不相称,差距十分明显。军事科学研究在战争诸多多方面显得滞后,对未来作战效能的预测评估显得也是微不足道。

  使用新式武装斗争兵器的战争是复杂的、难以预测与评估的。

  20世纪之初,兵家们就推测,机关枪在日俄战争中的出现,会带来哪些新的作战方法。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更有威力的军事技术装备,如飞机、潜艇、装甲车以及改进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开始投入使用。而当时,所有的预测与评估都显得力不从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明,军事家们制定的战争预案(计划)的种种努力都是徒劳的,战争、战役或战术都没有按照预想进行。至少没有按照预先计划与设计进行。结局不论胜负都大大超过预期。

  有专家分析了德国、法国、奥匈帝国、俄国及其他国家的总参谋部战前制定的战争计划。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方针上,其中有最大的共性的东西,就是:战争准备--这些国家都希望通过采取高度机动和短暂极有威力的军事行动夺取胜利。各国总参谋部计划以2-3个战局击败敌人并结束战争,按照施利芬的说法,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这些国家在制定战争计划时极其认真细致,各国军事统帅非常希望预测评估出未来战争进程。俄军总参谋部大约在战前30年,就开始不停地“完善”反击德国入侵的战争计划。在此期间,各种作战方案被多次修改。德军的军事家们也致力于完善德军的战略。他们希望将德军所有“智谋”和全部作战经验体现在自己的战争计划中,并详细考虑了所有影响未来交战的细微环节。

  但一战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像各国统帅所预测与评估的那样,也不像其战略地图和作战行动箭头标注的那样。战争以其全新的打法、不确定的进展和全新的内容震惊世人。军事实践失去了军事预测与评估理论的可靠支撑,被迫在黑暗中摸索。军事科学无法及时揭示和评估新的现象,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对进行全球范围的长期战争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其可怕后果很快显现出来。由于战略预测与评估工作较差:周密细致的战争计划却明显不符合实际。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各国就不得不根据新的形势重新制订计划。俄军军事理论家沙什尼科夫在战后写道:“曾经辉煌的德军总参谋部,这个各国总参谋部的楷模、和平时期的偶像,声望扫地且不复存在”。战斗行动在按照自己无情的规律发展。当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都显得无能为力。一战结局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希特勒统帅部在制定“巴巴罗萨”计划时又重蹈覆辙。根据这一计划,德国把战役实施限定为5个月,并企图一举“消灭苏联的有生力量”。德国预计苏联在战争过程中最多能组建70-80个师。实际上,苏军在战争的头6个月就已经准备了286个新型步兵师,159个步兵旅和76个坦克旅。战争期间,苏联一共组建与改编了600多个步兵师、空降师和骑兵师。希特勒在战略上和政治上的冒险,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低估了苏联的实力和潜力。

  美军对越南战争(1964-1973年)的预测与评估是多么的不准确。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并企图全面影响这场战争的进程与结局。美军开始设想只要出手定能很快胜利。但这场战争是为美国还是为南越,始终没有搞明白。战术全胜但旷日持久,最终陷入极为难堪的困境。按照常理似乎美军拥有对越南强大的武器装备优势,美军完全可以把握战争进程,科学预测并评估战争的进程。但这场战争几乎拖垮了美国。

  军事预测与评估的失败向军界学者们提出了难题,迫使他们开始研究新的预测与评估方法。这种情况不仅针对军事科学,而且适用于其他社会科学。一战、二战后,有关预测与评估的文献很快就多了起来。与以往不同,这一时期,预测与评估的特点表现为,根据社会发展规律确定科学的方向,并对目标、计划和过程管理进行论证。这标志着在预测战争中的重大进步。

  受二战的影响,军事领域里的预测与评估迅即得到激活,并从60年代末开始得到了较大发展。其原因是:第一,科技革命引发军事变革;第二,探索式预测与评估技术的发展;第三,哲学与数学紧密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预测与评估作为战略计划的开始阶段和组成部分显现出来。其主要形式表现在以下方面:确定军队在战争中的基本任务;计划军队的发展、战斗编成、组织结构;战略部署和战斗准备的保障;装备和其他物质器材的发展;计划武装力量的战略运用;研究军事行动的方式方法。

  总之,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军事预测与评估手段大大进步,军事领域里不论是战略、战役还是战术层次,实现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预测与评估将会成为现实。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高新技术,将成为设计战争、导演战争并赢得战争的精兵利器。


  文章内容不代表大国策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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